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经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全面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的直接冲击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制造业引发的深层次风险和潜在影响还有待重视，部分制造业企业受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依然无法复工。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所在，而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多重叠加风险，包括停工和物流中断造成的违约风险、断链造成的产能加速外迁的风险、高新前沿领域错失布局先机的风险、疫情结束后报复性产能增长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而深远破坏，直接影响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甚至使此次疫情从对中国经济的一次性冲击演变为永久性冲击，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形势的拐点。政府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守住“中国制造”，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抗疫中制造业形势严峻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一般对标2003年的非典疫情，然而当前疫情相比于非典疫情有着不同的经济环境和产业发展背景，此次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程度更深、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相比于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的强势上扬经济态势，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进入平缓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相比于2003年有明显下降，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各类矛盾凸显。在外部发展环境上，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制造业回归的趋势影响，我国制造业面临产业外迁的压力。从疫情特点来看，此次疫情临近春节，而新型冠状病毒相比于SARS潜伏期更长、传染性更高，春节期间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和较低的气温，导致病毒传播的范围更广，目前受感染人数远高于SARS。

严峻的疫情形势促使各地政府加大对人员聚集和流动的管控，在春节假期结束十天之后，全国近80%的省份大部分企业依然处于待工状态，部分企事业单位采取在家线上办公的方式开工，但更多需要进行现场操作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则根本无法复工。物流不畅通，大批异地返乡工人无法复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生产供应无法保障，各地政府甚至出台严禁开工的政策指令，或需要经过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复工，迟迟无法复工的制造业企业的焦虑、恐慌情绪正在蔓延，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制造业面临的四大风险

1.停工和物流中断造成的违约风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于春节前后，由于其高度传染性和较长潜伏期的特点，全国各地政府均采取了人流和交通的管控措施，直接导致了春节假期后，大量返乡工人无法返回工厂开工，而各地对于交通的严格管控，封路、断路的做法，切断了交通网络的联通作用，制造业企业的货运物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无法按期复工或较长时间的停工，直接影响了生产计划，可能导致已有订单的合同违约，而无法减免的租金、贷款利息、工资等可能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财务压力。湖州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汇大机械制造（湖州）有限公司就遭遇了无法按时履约的危机，因停工无法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标致集团工厂交付10000套转向机壳体”合同，面临承担240万元的合同损失，还要追偿导致客户生产线停产两周而造成的3000万元等多项损失。汇大机械只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制造业中大量存在，停工和物流中断造成的违约风险成为许多制造业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2.断链造成的产能加速外迁的风险。

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嵌入全球制造的重要一环，中国制造的些许闪失，可能造成国际产业链的中断。这次疫情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我国汽车零部件供应的停产断供，引发的全球汽车产业的“蝴蝶效应”。目前我国共拥有10万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中，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为“汽车大省”，仅武汉市，就有600余家车企和零部件公司，其中包括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54家“世界500强”。黄冈市、襄阳市、十堰市等都是重要的汽车企业基地，除了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等整车厂，同时还有德尔福、法雷奥、弗吉亚、伟世通、安波福等大批国际主流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基地。随着国内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生产中断，全球多家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汽车企业只能选择停工，或者开始研究从中国境外采购零部件。例如，韩国现代汽车因为缺少中国供应商提供的线圈，已经暂停所有在韩的生产线，包括蔚山、全州、牙山工厂；本田汽车零件制造商F-TECH则已经决定用其在菲律宾的工厂取代武汉，以生产制动踏板。近年来，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凭借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优势实现制造业崛起，承接了大量鞋帽服装、钢铁等传统产业的国际转移，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制造业出现产业外迁，在其他国家产生备用制造基地，替代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那么这次疫情带来的连带影响将变成永久性的经济冲击，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体系会产生重要影响。

3.高新前沿领域错失布局先机的风险。

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此次疫情一方面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负面冲击，另一方面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扼杀中国制造崛起的关键“窗口期”。以5G技术为例，此次疫情的重点爆发地武汉是工信部5G首批试点城市之一，且5G产业已经初现成效，包括国内首个5G光模块，全国首条5G智能制造生产线，具备了多种驾驶模式的5G自动驾驶清扫车，5G游戏云等。当前，武汉的疫情形势异常严峻，生产生活恢复预计会远远晚于其它城市，可以预见5G产业的试点和发展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许多优质的实体企业正在与发达国家进行科技领域的对抗，而美国已经在动用国家力量压制中国高端制造业领先企业的发展。以华为为例，据路透社消息，美国政府计划于2月底开会，讨论进一步限制向华为供货，并消除政府内部对于严厉制裁华为的分歧。与此同时，美国替代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美政府正在与微软、戴尔、AT·T等合作，开发替代华为的5G产品。更严重的是，美国商务部正在部署修改长臂管辖原则，将管控范围从美国技术占比的25%降到10%，一旦实施，就意味着大量日韩零部件将无法为华为供货。科技领域分秒必争，在此时间节点，若疏于在高科技领域的布局先机，损失可能是巨大的。

4.疫情结束后报复性产能增长风险。

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段，比如2月底或3月，我国迎来疫情的拐点和“复工潮”，中国制造很可能出现报复性的产能增长。所有力量都在蓄势待发，大量的用工需求，原材料、零部件的争购，多重叠加的物流压力，在这可预见的强势“复工潮”中，企业可能遭遇用工、能源供应、融资、产业链配套等各方面的难题。如何进行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和调动，产能恢复的顺序如何安排，生产能力如何布局，都是各个地方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制造业应对疫情的政策建议

为了防范和化解制造业面临的四大风险，警惕此次疫情可能对制造业和中国经济造成永久性冲击，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加快不可抗力下的合同认证。

进行系统的衡量，考虑复工的成本和收益，在精准摸排的基础上尽快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保险、降成本等多方面的支持。当然，在抗疫关键期，同时需要做好对企业的防疫指导，培训企业的防疫人员，做好卫生检查和督查工作，避免企业出现防控疫情不力的现象。对于合同违约的压力，在当前的疫情状态下，需要紧急启动订货合同的“不可抗力”认证通道，为各个企业建立快速认证服务。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已经发表公告，可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并且采用线上认证平台，这值得国际贸易企业前往申请。而面向国内的证明，以及相关需要法律救济的手段，都应该同时启动，尤其对于本小利薄、缺少话语权的中小微企业建立快速通道，尽量降低损失。

2.以物流恢复保障供应链，探索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加快恢复物流，保护制造业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加强区域间的沟通和协调，制止部分地区不科学的封路和断路行为，迅速恢复制造业物流，充分调动各大物流公司运能为制造业的复工复产做好物流保障。加强政策引导，探索就地工业化，促进我国产业布局调整，对冲产业外迁风险。各地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西部地区应以产业工人的迁移为契机，组织当地劳动力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探索就地工业化，对冲向国外转移的风险。

3.把握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大对优秀制造企业的支持。

牢牢把握我国制造业在部分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加大对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借助国家力量来保障实体清单上的优秀制造企业进行联防联控，以对抗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科技战。在中国制造复工迟缓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也需要尽快启动国际产能，同时也需要积极参加国际展会、项目招标和学术交流。政府可以为此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提供面向个人的健康信用支撑。尽快出台一套全新的签证体系和国际商务交流的对策，使得企业家可以有一份健康公证，确认是无传染者，就可以自由出入国境。

4.构建工业大数据体系，进行虚拟生产模拟。

利用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工业大数据体系，对于原材料、能源、劳动力、产能、物流、仓储、市场需求量做好摸底性的数据统计，根据复工情况进行生产力的模拟和推演，从而计算得出最优的生产能力布局，最佳的产能恢复顺序等。一方面，对于灾后生产的模拟可以使得政府清晰地了解制造业复工后可能面临的情况，做好合理规划引导，避免资源拥挤混乱，有条不紊地恢复高速生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跨地区、跨行业的市场信息整合，可以帮助企业根据综合反馈信息调整生产计划，更好地应对可能面临的市场冲击。当然，对工业生产组织和资源调配的指导并不是计划经济，在操作时还是需要放开市场定价权，让生产资料进行自由地分配。

（黄娅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