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机器人市场。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应用的步伐在“中国制造2025”颁布后加速。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媒体的报道常聚焦于“无人工厂”如何通过生产数据实时监测，达到产能提高、用工减少及产品不良率下降等目的。

可是，对工人来说，“无人工厂”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技术升级似乎只是企业和政府两方的决定，那工人到底是否应该有权力参与决策呢？还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机器换人”的命运？

欧美工人对技术更新的反应

技术升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动力与压力。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工人经历了从卢德运动（1811-1813）捣毁机器到十九世纪末工会“掳获”机器的态度转变。后者指工会欢迎工厂的技术更新，认为新机器能让工人享受工会提出的生活标准与工作条件，要做的只指将短期的失业阵痛降低。可是，事实证明，工会只局限于对分配权的争取，而在所有权和管理权方面自动退出，结果是造成了工人技能的退化和工人力量的削弱。

不过，在冷战时期，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发动了一些“野猫式罢工”，对资方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比如，1980年在意大利，菲亚特都灵汽车厂2万名工人和主管人员发起了持续五周的罢工，打着“工人要有工作的权利(work is defended by working)”的口号，抗议工厂因自动化而裁员14000名工人的计划。工厂也引入了电子管理系统，给予主管人员凌驾于技术工人的权力。可是，工人并没有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等级固化作出反应。最后，在资方的分化之下，中层干部在罢工中倒戈，使得最后罢工以失败告终，蓝领工人和白领干部都难以幸免被大量裁员。

菲亚特工厂罢工。图片来自网络

而1972年美国洛兹城通用汽车工厂的罢工，工人们打出了夺回生产管理控制权的口号，反对产线的装配速度从每分钟一辆提高到36秒一辆，最终工人团结一心迫使资方放弃裁员计划并把产线速度调回到之前的水平。工人的抗争热度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直至争取到终身雇佣的保障。由此可见，如果不进行抗争，自动化所带来的红利是不会主动落到工人身上的。

通用汽车厂的自动化产线。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工人对“机器换人”的认知

欧美国家工业自动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其时正是工会力量强大、福利国家鼎盛的时代，但工人也未必能坐享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好处。而当前中国的“机器换人”运动，主体是半无产化的农民工，那工人对此有什么反应？工人的声音在哪里？

我在珠三角的调研发现，受主流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工人认为“机器换人”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他们认为自动化后，工作变得轻松，有毒有害的岗位可以由机器人顶替，并且生产效率也提升了。小刚，一个从2003年起就开始在东莞某电子厂打工的农民工，认为只要政府做好资源共享这一块，“机器换人”就会是件好事：

“就像我们种田一样，开始不是机械全是人种，一百个人种的，不够一百个人吃。但是后来，两个人种的，就够一百个人吃的。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在种田，但是我们有饭吃……可能要很少部分的人来工作。但是，它产生的效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但是，也有不少工人看到技术的两面性，担忧自己不仅无法分享“机器换人”所带来的红利，反而成为受害者。比如，在一些仍需要熟练工人的行业，如家具、汽配等，自动化所带来的去技术化效应十分明显，工人瞬间失去了之前对劳动组织和分工的控制。比如，某自行车头盔厂，在实行自动化之前，手工剪切头盔外壳至少需要六个月才能养成技能，使用机器臂后，工人三天就可以上岗了。

头盔厂的“机器换人”。图片由作者拍摄

调研中无论是引进机器臂还是数控机床的车间，工资的计算都从计件改为计时，这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因为生产的快慢不再由工人的熟练程度或者工作积极性所决定，而是由机台的标准工时所预设。比如，某电子厂的工人认识到：“之前是人控制机器，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干活，之后就变成机器控制人了。”这意味着工人不仅无法通过“赶工游戏”来体现自己的自主性，连使用“弱者的武器”来进行消极怠工，也变得十分困难。

根据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最近对广东省600多家制造业的调研发现，员工认为不可能被机器取代的占总体比例的53%。一方面，这个调研由于涉及大专和本科以上高学历员工，所以结果有些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机器换人”是否能取代人工，也和具体的产业有关。因为工业机器人在1960年代发明的时候，主要针对汽车行业的喷漆、焊接等岗位，所以比较擅长于完成标准化、重载型工作。但是，对于珠三角比较迫切需要替代人工的电子装配等岗位，由于产品为非标组件，作业需要灵巧动作，因此，机器人仍不擅长。不过，目前国内的机器人集成商发展迅猛，主攻非标的生产项目，所以今后各个行业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我所调研的四家有自动化前后用工对比的数据显示，同一条产线的人力缩减最低达67%，最高达85%。

2015年，东莞市刚开始实施“机器换人”补贴政策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些工人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当他们得知政府的政策后，便追问：“为何政府不补贴因为机器换人而下岗的工人？”后来，我回访官员的时候，把工人的诉求转告给他们，结果得到的答复是：

“英国工业革命，工人失业，也会砸机器。他们有点失落时很正常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不能抱怨这个社会，只能看自己如何来适应它，然后看如何提升自己……现在上访的，是因为欠薪、老板跑的，还没有听过是机器换人换下来的。”政府官员的这样理解，恰恰反映了当前工人在“工业4.0”中的声音缺失。

工人对自动化的抗议

即便不少工人对“机器换人”抱有怀疑甚至不满的态度，他们能采取集体行动的，还是很罕见的。我在调研中遇到过两个集体性的劳资纠纷案例，一是汽配工人通过工会抵制取消技术工津贴；二是家具厂老师傅为抗议减薪而发动的一个小型停工活动。

位于广州市的T厂是日资汽配厂，主要生产汽车座椅骨架。2011-2012年，工厂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进行焊接工作。当时使用机器人的原因是焊工的工资较高，因为该企业有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所以每年都会与厂方协议加工资。一个老工人如果干十年以上，工资能达到两个新员工的水平。另外，广东烧焊人员少，企业难招工。

引进机器人后，厂里开始下文件要给焊工转普工岗。许多焊工闹情绪，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每月比普工多拿的350元焊工津贴要被取消。而由于焊工津贴是加在底薪上面的，所以也直接抬高加班费和其他福利。

然而，因为有集体协商制度，所以厂里的重大决定必须得到员工的同意才能执行。当高层给各部门发邮件，要求大家签名同意时，很多工人都不同意，一直闹。他们坚持：“我以焊工进来，不是我不烧焊。”可是，工人也知道很难再把行动升级，因为每条生产线前后两端还有过道都装了摄像头，防止员工搞破坏，也怕工伤和打架，要收集证据。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管理层就会马上制止。最后，工会在劳资两边斡旋了一年多，才决定双方各让一步。最后的方案是，烧焊的保留津贴250-300元，不烧焊的也有120元。

但是，大家都知道，未来的处境会更艰难。厂里的人员已经从1000多人减少到700余人。新招进来的员工多是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和暑期工。而老员工也因公司的“通过合理化改善减低工时/作业员”的方案面临协商离职。不过，尽管企业保证老工人可以拿到n+1的经济补偿金，很多人也不买帐。他们知道由于已经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如果强行解约的话，要按一年2个月的标准赔偿。

最后谈谈我在调研中遇到的唯一一个工人发动停工来抗议自动化的例子。

D厂位于东莞市，是一家民营企业，专营家具门板。2008年经济危机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于是老板决定进军高端防火门市场。因为防火门内嵌有害物质石棉，所以自动化的需要迫在眉睫。

2011年，老板开始引进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设备，包括自动贴片机、雕刻机和喷漆系统。在这之前，压板班的老工人按件计酬每月平均工资是6000多元，但是自动雕刻机的引进，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老师傅的工资一下涨到8000多元。老板着急了，马上决定降低老师傅的工价，同时又开始大量在外面招年轻工人，新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

第二天早上，压板班的新老工人都上班打卡，可是谁也没有开工。过了两小时，老板过来喊道：“你做不做，你不做就拉倒。你要是走，我今天就给你结工资。”老板嚣张的态度，令工人又怒又恨，但更多的是意外。因为一直以来，老师傅凭着自己的手艺，自认是厂里的顶梁柱，每年谈工资老板都让步三分。没想到，引进自动化以后，他们的技艺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当时，许多老员工已经四五十岁，虽然吞不下这口气想立马辞职，可是想想这个年龄还能上哪找到工作？也就一下屈服，回去上班了，参与抗议的人还每人罚款100元。之后，在周会上，老板会反复喊口号：“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结语

技术升级代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如果先进的生产力掌握在资方手中，工人往往难以获利。在欧美自动化兴盛的1960-1980年代，工会大多关注如何从资方做大的蛋糕中分一杯羹，但放弃对工厂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争取。左翼工人不满工会的保守态度，发动“野猫式罢工”以挑战“效率优先”的逻辑。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不发出声音，是无法坐享技术释放红利的。

在中国迈向“工业4.0”的二十一世纪，广大工人是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他们常常在城乡之间流动，工作不稳定。近年的劳资纠纷大多数集中于对工资福利的争取和工伤职业病的赔偿等，“机器换人”目前还没有在工人群体中有深入的讨论。再加上技术自身的两面性和主流媒体一边倒的吹捧，工人很容易就对技术升级抱“欢迎”的态度。

但是，如何在“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下保护自己的权益对工人来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无人工厂”不应是“无声工厂”。

（文中小刚、工厂名均为化名。作者黄瑜系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