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主任赵友山则表示，国家在政策层面应放开石油进口配额，提高民营油企进口原油的积极性，以缓和国内的成品油供求矛盾
　　他说，民企进入市场竞争，会给中国找到更多的海外石油，而这种积极性需要政策调整来培育和发展
   “没法弄。”北京东城区一家小塑料厂的经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连连叹气。即使是周日，他仍然守在办公室电话旁，期待出现回心转意的客户。
   10月底，当国际油价冲破90美元/桶时，中国塑料制品业集体涨价。这家以经营包装塑料袋的小厂也将产品价格提高了15%，结果是失去了一大批客户。
   “今年聚丙烯每吨涨了3000元！去年我们忍了，今年不得不涨。”这位经理说，大部分客户撤销了订单，去寻找报价更低的塑料袋供应商，行业里正出现降低质量维持低价的恶性竞争。
   这家塑料厂的上游原材料以聚乙烯、聚丙烯等炼化产品为主，国际油价的高涨使其原料价格也水涨船高。中国石油和化工协会副会长杨伟民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大量塑料加工、纺织、橡胶等以化工产品为原料的企业是目前高油价之“痛”的最直接承受者。
　　未知的临界点
   事实上，自2003年国际大宗商品涨价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剪刀差”的价格传导模式，即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始终高于终端的居民消费品价格。直至去年，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还一直在2%之内。在“剪刀差”模式下，企业承担了成本的上升，但产品价格受制于市场供求，不能随意提升。
   在杨伟民看来，这种状况可能在今年已发生变化。去年，中国石化协会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测算后认为，65美元/桶的国际油价是整个化工业“价格传导”的拐点，但测算完成时，国际油价已远超过这一拐点。
   “去年我们认为，每桶65美元之下，价格还能保持通畅传导，超过65美元，可能会出现‘传不下去’的情况，也就是将导致下游加工业萎缩。”杨伟民表示。所谓“萎缩”，是指油价达到一定的高位，超过企业承受力，会导致一批企业关闭、行业整体产量减少。
   他说，测算赶不上变化，“我们今年还没来得及测算，但我想会有一批企业消失。”
   这样的情况或许已经发生，上述小塑料厂经理的叹息预示着企业不可知的未来，成本的上升使他陷入了继续压缩利润还是失去客户的两难之中。
   大型企业尚未陷入类似困局。华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石化原料及天然橡胶等其他大宗商品的公司。该公司一位分管石化原料业务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认为行业会出现洗牌和调整，而我们公司正在调整库存来应对油价风险。”他说，因为涨价速度过快，业内一些大型企业正以较低价格买入大量原材料来增加库存。
   “但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无限量地买低价原材料，”他说，“我想最终结果是价涨量缩。”
  预警和契机
   塑料加工业仅仅是高油价传递链条的环节之一。其他行业也正在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石油是工业的初级原料，一旦原油价格上涨，一切与原油相关的产品包括能源、农产品甚至塑料、纺织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化工业所受影响最明显，而农产品市场，也在承受化肥和农用机械用油价格上涨等途径传导来的压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理论上说，原油价格上涨一倍，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大致上也要涨一倍。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原油仅仅是生产成本中的一项成本，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则能化解高油价的压力。
   中国公司确实在努力消化成本涨价的压力，使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温和运行。例如，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2002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3%，原材料的使用效率每年提高1.5%。
   夏业良认为，中国企业通过提高效率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的能力正在增强。过去几年中，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在稳步上升，但中国制造企业在部分出现亏损乃至退出市场的同时，仍有提高利润的空间。
   摩根士丹利1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国际油价升至100美元/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报告指出，高油价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尚属温和，这反映中国经济在成品油价格管制之下，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甚低。
   报告称，国际油价每上升10美元/桶，将使中国GDP下降约0.5%，亦会令CPI上升0.3%～0.4%；若成品油价格上升10%，则将令交通、建筑用原材料、矿产及建筑业的毛利率下降3%～5.4%不等，对其余大多数行业的影响则较小。
   报告强调，上述分析只是说明了高油价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而长期影响应会更小；而高油价的形成是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结果，一般并非供应面出现恐慌，故只会减弱经济增势，不会逆转经济趋势。
   夏业良则指出，高油价对中国经济既是预警，也是契机。在经济转型期，如果调控得当，就会推动技术革新，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型至知识、信息、服务型贸易大国，从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夏业良表示，整体经济面临的风险也需要引起注意，为避免规模性行业的萎缩，政府的下一步调控手段或许可以是降低企业税负，帮助企业减轻高油价下的成本压力。

   政府松手与对民企“开闸”？
   在油价推动物价的另一个传导环节中，成品油价格由于受到国家调控而显得十分特别。
   汽油、柴油价格上涨直接影响运输、物流乃至民生支出。今年以来，随着猪肉、粮食价格的上涨，为缓和物价压力，国家发改委曾一度表示暂时不出台资源类产品调价措施。但在10月31日晚11时，发改委网站上还是挂出一则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国际油价的高涨是该政策出台的主要推动力。但与去年几次上调油价引发的社会反应不同，本轮成品油价格调整几乎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预期。
   北京银建出租车公司的一位司机告诉本报记者：“说实在的，国际油价都这么高了，国内油价不涨也不行。虽然油价涨了得多花油钱，但只要相应的补贴到位就行。”一位私家车主则表示：“油价上涨是大势所趋，谁拦也拦不住，油费多了就更得考虑合理用车了。这样做对国家、对个人都有益。一年也就增加几百元油费，还能承受。”
   较之于国际油价飞涨的速度，国内成品油的调价机制因其“滞后”效应，一直以来受到多方争议。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窦尔翔不久前撰文指出，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迫在眉睫的原因在于老机制造成了政府在油价问题上的被动、疲劳和低效。
   他表示，长期来看，政府不断调价的机制会导致政府跟着市场跑，这将与政府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形成矛盾。政府疲于为成品油定价“奔命”，造成了较高的价格制定成本，生产企业也跟着受累，还容易在消费者中造成不公现象。所以，政府退出定价这一微观领域，有利于形成市场化的原油价格形成机制。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宏观运行室助理研究员崔峻岗则认为，目前中国的成品油市场还没有成熟的定价环境，政府完全退出尚不现实，会造成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寡头垄断”，成品油价格会无限制地上涨，其效果将更不理想。
   崔峻岗认为，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整个中国经济包括居民生活都将进入“节约时代”，这将推动替代能源的发展和能源使用技术的升级。以汽车行业为例，混合动力、电力、燃料电池等新能源动力车的发展，就是降低燃油消耗的出路之一。
   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主任赵友山则从扩大供应的角度出发表示，国家在政策层面应放开石油进口配额，提高民营油企进口原油的积极性，以缓和国内的成品油供求矛盾。
　　“每桶100美元是炒作出来的国际期货价格，其实有的企业目前还能从国外弄到每桶50美元的油。”赵友山说，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竞争，会给中国找到更多的海外石油，而这种积极性需要政策调整来培育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