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汽车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说起自己参观福特(Ford)新开的自动化工厂的经历。招待方指着一排排机器人问他：“你怎么向这些伙计收会费？”鲁瑟答道：“你又怎么让他们买福特汽车？”如今自动化已不是新鲜事物，关于其影响的辩论也由来已久。那么，在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所说的《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里，这一问一答将如何改写呢？

　　我在上篇文章中已阐述了核心论点。我在文中指出，在信息技术兴起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位于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劳伦斯•米舍尔(Lawrence Mishel)对信息技术是收入差距扩大主因的观点提出质疑。米舍尔指出：“管理层薪酬不断上涨以及金融行业扩张和业内薪水上升占了精英阶层新增收入的三分之二。”社会规则的改变、股票回报的提高，以及金融行业的极度扩张都起了作用。技术虽然是形成当前经济现象的一大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不过技术的确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布林约尔松教授和麦卡菲先生认为技术将令我们变得更富裕；而且将对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资方之间的机会进行重新分配。

　　新技术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它包括：新的服务，比如Facebook；旧销售体系的去中介化，比如iTunes或亚马逊(Amazon)的出现；新产品，比如智能手机；还有新机器，比如机器人。最后一项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恐惧，他们担心智能机器会让大量人类变得多余。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卡尔•弗雷(Carl Frey)和米歇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新近发表了一篇论文，结论是美国有47%的工作面临着自动化的高度风险。两位作者认为，19世纪机器取代了工匠，让不熟练的工人从中受益。20世纪计算机取代了中等收入的工作，形成两极分化的就业市场。不过在未来几十年，“大部分运输和物流行业的工人，连同办公室和行政部门的后勤人员，以及从事生产工作的劳工，都很可能会被计算机资本替代。”不仅如此，“在不远的将来，低技能且低薪酬的工作将首当其冲被计算机化。高技能且高薪酬的职业相对较不可能被计算机资本替代。”无疑，这将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劳伦斯•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还认为，生产力的提高或许会让后代的处境总体上变得更糟。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他们的收入也将转移到机器人的所有者手里，这些工人多数将“被退休”，他们的存款想必会比年轻人还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降低，因为年轻人再也无法承担相关费用；对机器的投资也将减少，因为整个经济中的储蓄规模也将缩减。

　　潜在生产力的提高会令人类生活越来越差的观点真是独到。至少在我看来，其他可能性貌似更加合理：随着工人下岗，可能会形成一股巨大的调整性冲击；非熟练工人薪资的市场水平可能比社会可接受的最低限度还要低得多；最后，伴随着其他新兴技术的出现，机器人可能会令收入分配比现在更加不公平。

　　那么，该怎么做呢？

　　首先，新技术会带来好坏两方面影响。我们可以朝好的方面发展，同时设法控制坏的方面。

　　其次，教育不是魔杖。原因之一是我们无法预知三十年后何种技能符合需求。而且如果弗雷和奥斯本教授的推测正确，那么许多中低技术水平的工作已经处于风险中，对于早就过了18岁的人和许多孩子来说，学习新技能或许已为时过晚。最后，即便对创新的、创业的和高水平的知识服务的需求按必要规模增长（可能性非常小），想让所有人都变成那少数的幸运儿无异于白日梦。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悠闲生活。长久以来，全世界的顶级富人们过着悠闲的生活，劳苦大众则要为之买单。智能机器的兴起或许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必通过剥削他人，就能享受这种生活。今天已取得胜利的清教徒主义反对安逸。好吧，那就让人们忙碌地享受生活吧。大力促进社会繁荣的真正目标不就在于此吗？

　　第四，我们将需要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至于再分配的形式，可以综合考虑每个成年人的基本收入，以及教育经费和人生各阶段的培训费用等因素。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将有可能真正过上更加愉快的生活。财政收入可来自对不良产业（比如污染）以及租金（包括土地等，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征税。产权是一个社会创造概念。关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好处应属于极少数人的观点应被重新思考。比如，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时，不妨从相关收入中自动分走一定比例。

　　最后，如果工人下岗趋势的确加快了，就有必要确保需求扩大与潜在供应增加会同步出现。如果我们成功了，对工作短缺的许多担忧将烟消云散。但考虑到过去七年我们在改善失业方面的无能，这一美好愿景或许不会实现。但只要我们愿意，就有可能做得更好。

　　智能机器的兴起具有历史性意义。它将改变许多事物，包括我们的经济。但它的潜在作用是明确的：它将使人类有可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其所带来的益处将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分配。最终结果，可能是极少数人成了大赢家，而大多数人成了失败者。但这只是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结果，而不是无法更改的命运。“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决定结果如何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现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无法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进行改革。

　　译者/曲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