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台积电和富士康是世界最大的两家代工企业。台积电专注芯片，富士康专注消费电子硬件，它们分别生产了信息产业的心脏和躯壳，且看这两家企业如何寻找制造业利润。

张忠谋已经87岁了，满头银发，终于宣布从台积电退休了。68岁的郭台铭仍在商海搏杀，每天16个小时小心驾驶富士康这艘巨轮缓缓转舵。65岁退休的“宣言”已成令人心酸莞尔的“戏言”。世界最大的两家代工企业台积电和鸿海都在台湾。在那段激荡而不失浪漫的岁月里，他们是宝岛台湾的“御风者”，也是“造雨人”。

故事有两个版本。西进的鸿海成了富士康，背靠十亿人口和市场，它的背景里有大陆改革开放的印迹；而扎根台湾的台积电凭借的是张忠谋个人的产业积累及台湾政府支持，把握住了美日产业转移和半导体产业飞跃期的结构性机遇。

代工巨头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分工登峰造极，而大佬一再被提起的另一面是，台湾已多年没有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里的新生代企业家出现。对今日的台湾而言，已不只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困境，更可能是世间再无台商的“大势”。

全球主义退潮，对在族群分裂及政治风波中摇摆多年的台湾经济而言，新的挑战已经来了。而张忠谋与郭台铭故事可能也会为我们彷徨的世界工厂提供镜鉴，关隘在前，我们有自己的张忠谋和新大陆吗？

“市场是我的祖国”

台积电杀入半导体行业，第一块敲门砖靠的是掌舵人张忠谋和半导体大佬们的交情。

张忠谋刷脸，在全世界给刚成立的台积电挖人，最后挖来了GE前半导体总裁。他俩又一起刷脸，把英特尔那位传奇的偏执狂CEO安迪·格鲁夫请到台湾。“世界上没有ISO 9000，英特尔的认证就等于国际通行证。”

台积电成立的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结束人类史上最长的戒严期，大陆也在这一年开放了台胞探亲的政策。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已经发展了近30年，日本却后来居上把美国人压得喘不过气。这一年前十名的半导体厂商五家日本企业，前三名被日本人屠榜。后进生台湾要进入硅工业，老江湖张忠谋判断芯片设计能力短期难以攻克，芯片制造环节几乎成了唯一选择。

英特尔来一趟台湾不是白来，他们把价格压得很厉害，但张忠谋咬牙做赔本买卖，买来英特尔的认证总归合算。台积电拿着这张通行证，就这么进了半导体行业。

张忠谋能够刷脸，在于他的江湖地位。1974年时，商业周刊形容他是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物。那时他进入德州仪器（当年的半导体世界第一）已经16年，是主管公司的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公司的第三号人物，也是华人当时在欧美科技企业里最高纪录的保持者，后来这个角色成了微软的陆奇。

巧的是，也在这一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开始萌芽，张忠谋与台湾半导体的伏笔也在同期埋下。当时台湾主管经济的人物是外省人孙运璿，他推动台湾开始十大建设，工研院也在这年设立电子工业研究中心。几年后，孙将出任台湾行政院长，若不是突发脑溢血，蒋经国之后国民党的接班人是他，应该也不会有李登辉什么事了。

张忠谋跟孙运璿打交道，是在一个“不快乐的场合”——德州仪器裁员。当时IC产业从美国往东亚转移，德州仪器也在台湾设立了工厂。那年下半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景气不好，德州仪器全球分公司大裁员，在台湾有两三百号人可能要失业，张忠谋得向台湾的主管部门打招呼。见面时，张忠谋讲裁员和产业不景气，孙运璿就追问不景气的原因和产业的详细信息。台湾的技术官僚们其实心里已敲定了要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张忠谋这个人已经算是在台湾政坛大佬那里挂上了号。

这时，24岁的郭台铭还没到受人瞩目的时刻，他刚刚创立鸿海塑胶，从电视机的黑白按钮做起。相比张忠谋从事的半导体产业里复杂的制程工艺、光刻机等高大上的新鲜词，郭台铭选了个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现在台湾说起张忠谋创业史总喜欢用“回到台湾”这个字眼，但其实当年的张忠谋只能叫“去台湾”。那时的他对大陆的了解远比台湾来得深。他1931年出生在宁波，父亲是宁波鄞县的财政局长，少年期正值日本侵华十四年，在战火中辗转了香港、上海、重庆等多个城市。1950年未来的台湾之光郭台铭在台北县出生时，张忠谋已在前一年赴美入学哈佛，成为当年唯一的中国学生。

把张忠谋从美国请到台湾，孙运璿花了不少力气。先是拜托在美国的华人帮忙挖角，而后是他的下属，台湾科技产业之父李国鼎亲自挖人。由于张忠谋在德州仪器的股票未能行权，第一次挖角并没有结果。要到1985年张忠谋在德州仪器股票兑现，他才真正从国际大公司里兔子赛跑的境况中抽身，以54岁的退休之身到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光发热。

台积电创业，本质上是个在边远小门派扶植下大神带着草台班子练成大招逆袭名门的故事。张忠谋已是行业大佬，才有台湾的主政者多次抛出的橄榄枝。也正是他的身份，让代工这条无人走过的模式能够在台积电坚持下去。这从侧面说明了台积电的确是台湾的“国企”，所以才会有停电先保台积电。

而小字辈的郭台铭这时还没能成为全世界市长州长们的座上宾，他要走一条不同于台积电的草根创业路。

但某种程度上，郭台铭和张忠谋的步调又有着惊人的一致。张忠谋和孙运璿第一次见面时，郭台铭办了自己的公司鸿海塑胶。张忠谋到台湾工研院那年，郭台铭已意识到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他设立Foxconn（传说中的富士康），后来别人解读时说指的是像狐狸一样狡猾，本意其实是鸿海最初的业务连接器和公司两个英文单词的缩写。也正是当年，鸿海发展过第十个年头，以5亿6,000万台币的营收正式进入《天下》杂志制造业一千大排名。

无名小子郭台铭开始被台湾铭记，而让他被世界铭记的更重要选择要到1987年。媒体报道当时厦门的“和平码头弥漫着激动而又感伤的气氛，处处可见亲人相见抱头痛哭的场景”。在老兵回乡的泪水中，37岁的郭台铭第一次回到老家山西晋城。这时，比他小十八岁的李彦宏刚刚从山西考入北大，离互联网点石成金的时代还要再等十几个年头。

从山西晋城返台的路上，郭台铭和太太林淑如经过深圳。天生的商人郭台铭就在这里发现，在土地价格暴涨，劳动力工资上涨、台币升值的台湾之外，还有一片新大陆。次年，富士康落户深圳。早年深圳市政府甚至直言：“可以没有龙华镇，但不能没有富士康。”足见这个饥渴久了的土地对其热情程度。

“市场是我的祖国”，此后郭台铭操着一口台湾口音，出入以晋商自居。

寻找制造业的利润

代工王者台积电专注芯片，富士康专注消费电子硬件，它们分别生产了信息产业的心脏和躯壳。

台积电崛起的敲门砖是英特尔认证，最终打开市场却要通过“群山计划”来完成。所谓群山计划，是台积电给5家使用先进制程的IDM厂商（集芯片设计与制造于一体）制定专属的技术支撑计划，来适应每家企业不同需求。本质上，这是先扩充设备后拿单的意思，通过打磨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良率，让自己成为原先集芯片设计和制造为一体厂商的生产车间。代工厂生产的比原来自己工厂的工艺更好，自然能够赢得客户的心。

“1987年-1997头十年，台积电主要的成就是奠定美国市场。第二个十年，我们奠定PC（个人电脑）跟graphics（电脑绘图）的市场。最近的十年，我们奠定了mobile（行动电话）的市场。”张忠谋喜欢用交响曲和古典乐晚会给每个十年划上终结符，二十周年时他请来了英伟达、高通等一众客户，三十周年名单上多了苹果、博通等厂家的身影，这与PC和移动互联网大浪潮相呼应。抓住产业结构性变革机会，台积电成功登顶。

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工业制造环节并不被看好，它属于产业的上游，总被视作在利润分成上不占优势。宏碁的老板施振荣1992年提出微笑曲线理论，当时说为产业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他就是典型的唱衰制造环节论调。根据施振荣的微笑曲线，产业链条中价值低洼部分是制造环节，左边是研发环节，右边是营销环节。制造环节利润低，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加强知识产权投入，在影响客户心智的营销和品牌服务上下功夫。

张忠谋对生产制造的利润有不同的看法，他从世界前二十的半导体公司的财务报表里发现了新的商业模式。除了英特尔有足够的能力去建设自己的晶圆厂，绝大多数半导体公司几乎无力应对摩尔定律对生产工艺和制程提升的高要求，晶圆代工因此能成为一门绝佳的生意。

战略学大师迈克·波特认为，“台积电不但创造了自己的产业(半导体制造代工业)，也创造了客户的产业(半导体设计产业)”。台积电的存在，就是对分工与合作的讴歌。

张忠谋离开后的台积电，无论如何也与低附加值扯不上关系。它已牢牢把控了产业链里的核心位置。在一些制程工艺刚投产时，晶圆代工厂的主动性甚至要高于芯片设计商，许多设计玩家宁愿排队花更多钱在台积电流片。2017年这家企业的市值一度超过了巨头英特尔，利润率近四成，超过了超级品牌苹果。

富士康对利润的故事则是另一套方法。它常常等市场成熟后，在最短时间大量生产以最低价格占领市场，即使是最低价格，富士康仍能盈利。“降价是为了客户的利益，也是一种‘服务’，也形成了鸿海竞争力的一部分。” “我们连一台市场上卖499美元的电脑都能赚钱。”郭台铭非常自豪。

利润=售价-成本。富士康的低价清场模式能够走通，需要超高水准的成本控制能力。产品利润高的时候，整个企业最大规模量产。当产品进入微利周期，富士康有完整的产品制造组装链条，把降低成本的所有环节都控制在手，总有一个环节挣钱，总有一个工序挣钱，通过高效地供应链管理平衡出利润。生产线不停，一些产品薄利维持机械运转，只要有高利润产品，利润总能被管理出来。

要让利润被管理出来，就需要掌控关键零部件，把所有降低成本的环节控制住，这离不开技术模具的投入。郭台铭很早就笃信制造环节里的财富。他面前曾有过岔路，70年代末，台湾的土地价格上涨，原材料也缺货，选择房地产或转手买卖都能赚到快钱。但郭台铭经住了诱惑，资金被投入到技术和模具上。比如，1987年鸿海一口气投资了1亿台币，买下48部高精尖机器，这笔投资超过当时富士康资本额的一半。郭台铭多次表达过对技术的态度，“只要有了钱，我要去德国买模具、日本买精密陶瓷的技术。”

而关键零部件上，专利是保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护城河。以鸿海撬动行业的电脑连接器为例，2美元的产品里曾有过8000多项专利。郭台铭在这里面手握的专利数世界第一，富士康也是大陆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鸿海曾多次面临专利诉讼，但从2002年开始，被人告了二十几年的富士康开始反攻，“上半场是国外大厂告鸿海，鸿海没死；下半场就是鸿海告别人。”

两大代工巨头对制造环节投入不遗实力，他们将制造业的门槛一再拉高，变成了重资本投入重技术投入的行业。这与微笑曲线很难吻合。值得一提的是，施振荣推出微笑曲线之后，宏碁的业绩表现并不出色。微笑曲线也并未给他自己的企业带来一线生机，反而是它曾经的代工厂富士康，一路做大。

两家世界级代工大佬应该是惺惺相惜的。一本讲述郭台铭商业秘密的传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7月的一场论坛中，张忠谋和郭台铭同台演讲，张忠谋被安排在第一场，郭台铭被安排在第二场。通常演讲者结束自己的部分后会先行离开，但是半导体教父张忠谋却留下来听完了郭台铭的整场演讲。那是他们的首次同台。

为“世界工厂”问路

“企业的经济地图，以利润为国界，他们会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获利最高的地方贩卖。供应链管理是这种模式的最佳写照。哪些作业该委外？哪些作业要自己进行？两者又该选择在何处进行？答案均指向全球运作。”经济学家梭罗这句话在多本讲述富士康竞争秘诀的书中被提到过。

全球化运作，很多时候往往通过并购实现。富士康和台积电的壮大之路，都动用了这一关键的手段。

台积电的产能大飞跃与2000年左右的两次大并购有关。台积电在8天时间内推动了两起并购，吞金德基半导体（ASMC）和世大半导体公司(WSMC)两家当时世界排名前20的晶圆代工企业。同年11月台积电还对之前的控股公司Wafer Tech进行股份增持。一年之内，它的产能大幅提升了80%，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

2003年是鸿海在投资并购上值得称道的一年，当时郭台铭很骄傲，“我们是台湾第一家在一年内完成三大洲并购的公司。” 他接连收购两大手机巨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供应商代工厂，既接手了对方在欧亚美的设备，还拿下了竞争对手双方的单子。鸿海成长路上的并购有很多，基本目的不外乎：一，靠近国际大品牌，赢得订单；二，进入新领域获得赢利点，比如收购汤姆逊的工厂进入了光领域，收购普利尔进入数码相机领域。收购夏普，掌握面板这一核心零部件，增强在电视机领域的竞争力。

2016年底2017年初，曾是日本芯片第一的东芝半导体由于东芝公司深陷财务造假和核电危机，被迫寻求出售半导体业务。媒体传得沸沸扬扬的是，富士康打算联合台积电一起啃下这块硬骨头。富士康看中了东芝的闪存业务，这能帮助它整合此前收购的夏普业务，确保在电视机产业链中的优势。而台积电可能通过这次收购反击三星，开拓新业务线。

但最终这次收购的买主是美国的贝恩资本，据说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止核心技术外泄成为了重要的考量指标。“收购方的选定实际上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的，这不公平”，郭台铭当时抱怨。

总统特朗普是最大的国际贸易局势新常态。两家信奉分工和比较优势的企业未来可能会频繁遭遇单一企业经济理性无法左右的局面。就像它们所在的台湾岛上过去三十年来频繁见到的那样。

郭台铭提过一个“全球成本竞争”概念。“现在海内外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球成本的竞争，所谓全球成本的竞争是‘社会成本+国家成本+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社会成本最主要的是人才的供给。国家成本指的是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和优惠政策。公司营销成本是企业营销的必要投入。综合来看，作为代工企业，郭台铭在1988年的西进，无疑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他将分工和区域合作运用到了极致。

富士康的成功当然离不开“新大陆”的慷慨，即使在深圳腾笼换鸟，富士康北迁西拓中，所到之处，无不备受拥趸。《纽约时报》曾经对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的苹果代工项目有一份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文章中谈到：“当地政府不仅为富士康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资金修建工厂设施和员工宿舍，而且还专门铺设了道路，修建了发电厂。”如今，全球一半的IPhone产自郑州，有人戏言，郑州的特产除了胡辣汤还有IPhone。

与台湾出生的郭台铭1988年即深圳建厂相对的是，台积电一直到2009年马英九上台两岸的经济往来逐步放开后，才开始承接大陆半导体公司的订单。此前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对投资大陆的管控、戒急用忍等政策，甚至大打南向政策引导台商投资东南亚以抗衡大陆对台商的招揽。许多企业包括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对大陆的投资一直受限，最终晚了20年进入大陆。

2014年，4月郭台铭联合30多家企业在报纸刊载半版广告支持两岸服贸协定，广告内容是八个字“跨出台湾、立足世界”。即使是一贯不表达出党派立场的张忠谋当时也对那场运动表示“我感到很悲伤”，他没有解释更多，但从他过往的言论里可以看到，他对台湾岛的封闭表示过批判。“台湾到现在都还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方，虽然说最近二三十年来相当国际化了，可是我十四岁到十八岁的上海，可以说比现在的台湾要国际化得多了、开放得多了。”

郭台铭对台积电和台湾芯片产业迟迟不在大陆布局表达过隐忧。2015年，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2015年在台湾提及要与张忠谋商谈入股收购事宜时，郭台铭一方面表达了不满，认为张忠谋60多年半导体的经验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但他话锋一转，提到了台湾面板产业的困难处境，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导致台湾面板产业在大陆布局，“半导体产业不能再错一次。”

张忠谋已经87岁了，满头银发，本月终于退休，曾经说要65岁退休的郭台铭最近表示还可以再干五年，台湾经济界已经很久没有新生代人物出现了。全球主义退潮，缺乏庞大市场支撑和完整产业链条的小岛很难想象能诞生新的张忠谋和郭台铭。

另一方面，大陆企业在分工之路上想往更高附加值的领域扩张时也明显碰到了壁垒。有瓦森纳协定在前，特朗普政府计划全面限制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转让，最新的限制是禁止拥有美国公司至少25％所有权的中国公司购买白宫认为重要技术的公司。大陆能找到自己的张忠谋和新大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