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这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年代：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好似一面镜子，清晰折射出企业、产业“姿态万千”的生存图景和亦实亦虚般的发展之路。

　　发电设备行业也恰在这面镜子前独自审视：时光倒转至2004年前，驰骋在发电设备行业的东方电气集团(以下简称“东方电气”)、上海电气集团(以下简称“上海电气”)、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以下简称“哈电”)——三大动力集团的“动力源”似乎并不那么充足，企业经营困难重重。但在此后的四五年间，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电力短缺碰撞产生的巨大火花却为发电设备制造市场营造了一条“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在抢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三大动力集团还屡屡斩获海外大单。

　　然而，在经历了四年以上史无前例的高速度、高水平发展之后，在此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发展节奏趋于放缓，一些在“超常规”发展下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未来，在国内电力设备市场容量瓶颈尽显、国外市场贸易摩擦日渐升级之时，三大动力集团何以保持不竭动力，成为一个严峻且值得深思的课题。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还需要多少发电设备？需要什么样的发电设备？如果你这样反问，恐怕最精准的预测者也难以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不过即便如此，眼前仍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发电设备市场较此之前所呈现的繁华景象，以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电——三大动力集团为主的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在具备生产30万千瓦、60万千瓦、10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能力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为集火电、水电、核电、风电为一体的产业格局。

　　中国，已成为世界发电设备市场的中心所在、众多跨国发电设备制造商的“兵家必争之地”，但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早前业界对于中国发电设备市场将“退烧”的预言也开始旧曲新谈，如何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谋求新一轮发展的着眼点，或将成为我国发电制造业，特别是三大动力集团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拐点再现？

　　自去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经历了巨大考验，发电设备制造业也同样饱受排产难、订单减少、合同执行风险加大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电设备中心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发电设备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设备生产完成5276.83万千瓦，同比下降了15.1%，其中占据电力工业大半壁“江山”的火电机组完成3808.78万千瓦，同比下降了20.7%，水电机组同比下降15.7%。

　　虽然与发电设备制造业景气程度密相关的“发电量”及“用电量”两项数据在今年6月一举终结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8个月的负增长局面，双双实现“由负转正”的跨越，但我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仍呈现出较大降幅。今年1～9月，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352小时，同比下降了283小时，其中，水电2671小时，降低180小时；火电3515小时，降低284小时。

　　“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减速，下游电力需求萎缩，加之我国优化电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政策的双重因素叠加所导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电设备中心处长马桂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更大的变化还体现在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对传统能源设备生产的微妙变化上。以东方电气为例，去年东方电气新增的700亿元订单中，火电所占比率首次由以往的70%以上大幅下降为45.1%，而按照东方电气于8月27日公布的2009年度中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该比率再次“缩水”，降至31%。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在国家新能源政策、电力装机结构调整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火电设备拐点已现，国内市场将由昔日的井喷转为平稳、理性发展阶段，市场空间将逐步缩小。虽然目前主要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并不缺乏在手订单，但未来两至三年公司在此方面的成长性或将不断削弱。

　　尽管造成这种情况多少有些金融危机“泼凉水”的因素，但采访中多数专家认为，节能环保国策、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结构不断优化的要求以及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在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隐疾才是其中更为主要的原因。

　　近年来，在国际和我国经济环境总体有利形势推动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不断刷新纪录，2008年仅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就达到9051万千瓦。资料显示，1981～2000年，我国电力弹性年平均系数为0.8，“十五”期间平均系数为1.33，2006年为1.22，2007年为1.30。有关专家指出，随着我国电力供需基本平衡，我国电力弹性系数将逐步降低到1或1以下，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力弹性年均系数为1.16。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分析指出，从历史数据看，电力和经济发展速度并不一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在1～1.03之间属于基本供需平衡，而受前期快速投资的影响，2010～2012年的电力供给将相对过剩。

　　显然，今后几年中“相对过剩”将在无形中拖累发电设备制造业，又或许，这种拖累已经提前来临：自2005年开始，我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就开始逐年下降，2005年同比下降30小时，2006年同比下降225小时；2007年又比上年下降178小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该数字更一度“攀升”至337小时。据此数据，分析人士认为，鉴于这种情况，我国电源建设步伐或将有所放缓，随着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及能源结构的不断优化，国家对于新上电源的审批将愈加谨慎。

　　与此同时，记者获悉目前正在制定的“十二五”经济发展规划，将进一步提高减排量。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对于火电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放宽，加之倘若此前由高煤价导致火电厂亏损运营的状态持续，终将抑制发电集团新机组投运积极性及相关省份的火电投资计划。对于身处“风暴眼”的三大动力集团而言，专家指出，此后国内发电设备市场竞争将进入白热化状态，“火电市场应该不似以前那么好做了。”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以“发电设备需求火爆局面或难以持久”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他同时提示企业应从两个市场的思路规划企业的长远发展，“一方面要力求以国内外大协作的办法增加产量，对本企业内加工能力的扩张谨慎行事；另一方面应适应节能、环保的要求，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提高对需求变化的应变能力。”

　　奋进新能源

　　伴随能源价格的高企时代的来临，新能源概念成为了在金融危机下众多产业“取暖”的首选。在应对国内火电市场萎缩困境的同时，三大动力也纷纷加入新能源大军，并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将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锁定新能源设备制造。

　　在此方面，三大动力亦“各有千秋”。上海电气早在今年第一季度向外界表示，公司将在原有基础上加大核电和风电产业方面的投入，并在此后计划以非公开发售不超过7亿股A股，集资50亿元人民币用以布局新能源业务的产能扩建项目，预计今年核电业务将翻番，风电业务取得70%以上的增长。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上海电气在技术方面也颇下一番苦工，除了与美国西屋公司合作实现AP1000技术的转让，抢占第三代核电核岛设备技术高位优势之外，其临港二期扩能项目的正式启动也持续助力了上海电气在核电领域的高速发展。在风电方面，随着临港600台套的风电基地的建成投产，预计到2011年产能有望突破1000台，进一步扩大其在风电设备领域的市场份额。

　　同上海电气一样，东方电气也力图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提速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公司先后将两次增发筹集的资金用于公司核电、风电设备项目的建设。在此前由商务部、工信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温枢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去年以来，东方电气就开始不断调整投资方向，积极促进新能源产业格局的尽快形成。“在确定核电发展战略的同时，东方电气也积极布局风电领域。”并以此为方向，“使天津、广州、武汉的基地围绕着新的产业布局来进行”。根据此前公司发布的中期报表显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核电、风电业务将成为东方电气重要的利润贡献来源。而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在新能源领域的“高调”进军，也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哈电整体上市融资用以发展新能源的强烈呼声。

　　在如此“下血本”谋发展的背后，除了市场利益的巨大驱动，政策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家发改委早在2005年出台的《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中曾明确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对此，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我国新能源政策环境的逐渐完善、成熟，国家对于新能源设备的关键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及国产化机组自主创新等工作将愈加重视，未来国家对于国内设备制造企业的扶持力度有望不断加大。

　　尽管新能源产业发展是人心所向，但是在该领域出现的“一窝蜂”现象还是让人们为这个快速崛起的新生产业捏了一把汗，而此前国家对风电设备、多晶硅亮出的“红牌警告”也印证了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现在新能源技术，还处在弱小的发展阶段，能源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6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和的10%左右，而新能源占能源的10%，换言之，目前新能源只占到世界经济的1%。“即使所有的新能源产业都让中国来做，产值也就是2500亿元人民币，即使未来新能源的比例达到10%，满打满算在中国也就1万多亿元。”此外，业界更大的担忧还集中在，与新能源领域“制造环节过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能源领域的基础性研发、市场终端环节的投入及政策安排明显滞后等问题仍迟迟未得到有效解决。

　　对于此前的产能过剩风波，众多业内人士将此解释为“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或“金融危机影响下的需求减少”，但此事件还是应为“不差钱”的三大动力敲响了“入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般的警示，如何既可凭借自身日渐成熟的制造技术，及研发、建设团队抢占新能源市场制高点，又不至于在“泡沫”散尽时陷入被动境地，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

　　近年来，发电设备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壮大是中国工业的浓重一笔：具备批量生产30万千瓦机组和60万千瓦机组的条件能力、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进入自主设计阶段、70万千瓦水电机组问鼎国际一流、第三代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自主化工作稳步推进……如今进入全球发电设备制造业“第二梯队”的三大动力集团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市场的瞬息万变，三大动力无疑又将面临新的选择与挑战。

　　对于火电市场的“封顶”，新能源产业风险加大，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表示，尽管国内火电设备市场需求在不同程度受到抑制，但是国外还有很多市场需求，未来东方电气将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事实上，国内电力需求的趋于稳定，加之我国已形成的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为保证发电设备产业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已成为三大动力集团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据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至印度、美国、越南、土耳其、苏丹、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水、火电机组共计119套/903.63万千瓦，发电设备主机制造企业出口交货值完成67亿元，同比增长52.1%。

　　“目前，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几乎占据国内全部发电设备市场，随着产业及技术的逐步成熟与发展，国内三大动力已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走出去’既是必然，也是必要。”马桂山说。

　　据悉，此前我国发电设备的出口多以单机或机组形式，且主要为设备出口。近年来，在此基础上，三大动力集团海外电站EPC总承包体系也逐渐建立，并屡获海外大单。但在此同时，业内专家也表示，在看到国外市场潜力及肯定企业“走出去”战略及成绩的同时，也应正视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在参与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设备在出口过程中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政府管理与协调统筹力度不够，导致在对外贸易中国内企业大多采取低价格竞争策略，时有相互压价的局面发生。以出口印度机组为例，2007年出口印度的60万千瓦的超临界机组每千瓦售价仅为512美元，远远低于国内售价。

　　其次，管理粗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管理水平、效率同国际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

　　再次，共性技术研究薄弱，高新技术依赖引进。长期以来，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大都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路线，再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共性技术研究薄弱，各企业各自为战，共性技术不共享，导致重复研究，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最后，我国发电设备所需的大型铸锻件、关键原材料不能有效满足需求，主要依赖进口，加大了发电设备的制造成本，成为发展中的瓶颈所在。

　　另外，缺乏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也应引起重视。由于发电设备具有单件小批量、生产周期长、流动资金占用量大和技术密集型等特点，企业在实施 “走出去”，承担工程总承包和 BOT、BOO等工程往往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加之我国设备出口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这些国家往往需要企业以卖方信贷的方式，加上生产周期较长，汇率风险很难预测，使得卖方信贷存在较大的资金风险。

　　如何才能使三大动力跨越诸多障碍，成功且低风险的实现“走出去”战略呢？其实，反观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路径，我们不难发现，兼并联合重组的“整合”之道被频繁应用：德国西门子公司收购了美国西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常规火电业务，法国阿尔斯通收购了ABB的火电业务，通用电气公司收购了阿尔斯通的燃气轮机业务……此外，世界发电设备制造商也不断以强大的资本、技术、研发实力为后盾，针对行业发展、市场状况与时俱进的做出战略性调整。如日本日立公司开始了从“制造业”向“为客户全面提供服务型企业”的变革，西门子、阿尔斯通等企业也纷纷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全资或外资公司抢占市场份额，等等。

　　在采访中专家指出，新的发展阶段三大动力应借鉴优秀跨国设备商的经验，在兼并联合的基础之上，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根据发电设备上下游配套关系，加快结构调整、企业联合和产业重组，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塑造产业集群优势，实现科研、设计、制造、成套服务、金融和工程施工一体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大型企业集团，并使各部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国外公司合作，实现“借船出海”，借鉴和利用跨国公司成熟的销售渠道和经营、管理模式，凭借国内企业的优势，形成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的途径。

　　“远征”背后的隐忧

　　“当地政府及舆论方面都有此声音，但是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或上升为政策，不过我们仍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温枢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此前印度媒体称中国发电设备在运行中存在诸多质量问题一事做出上述回应。

　　此前，印度媒体指责目前印度19个电厂工程在使用中国设备和技术过程中，有一些已开始运作的电厂出现了热耗率偏高以及生产电力不足等情形，还会出现一些油枪失灵、锅炉管道、陶瓷结合剂和煤粉输送管等作用失常或有磨蚀的现象。为此，印度国家电力局派出一个由政府官员和私营电厂运营商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专门到中国考察。而早在去年3月，印度发电设备商也指责中国厂商在两个百万伏电站招标中存在低价倾销发电设备的情形。

　　事实上，除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等“软实力”的限制，如今愈演愈烈的贸易壁垒及摩擦也成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另一只“拦路虎”。记者在“第六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了解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各国内需疲软、国际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等因素，为扶持和保护国内企业，一些国家通过提高关税、增加非关税措施、频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等，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急剧升温。据统计，2008年1月～2009年9月，美国、欧盟、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起的对华反倾销137起，反补贴20起，特别保障措施10起，涉华保障措施29起。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仅印度今年起就对我国发起23起贸易救济立案，涉案金额增长比同期增长24倍，高达24亿美元。对于自1995年开始进入国外市场的东方电气而言，对此方面也有更深的体会。“东方电气在最初‘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最多的首先是技术壁垒，提高对于设备的技术标准要求。”温枢刚告诉记者，为了避免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硬伤，东方电气早期曾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无奈放弃合同。而当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成功跨越所谓的“高标准”之时，其他不同形式的壁垒又不期而遇。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指出，工业、制造企业的海外拓展会面对许多不熟悉的情况，当涉及法律、政府管制、当地文化等复杂关系式，中国企业有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经验而使经受的风险明显增加。

　　“首先要保持头脑清醒，了解对方国家的法律、政策及对于中国设备制造企业的优惠、限制措施；其次，企业要提高国际化层次，就要拥有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和国际化观念，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杨益说。

　　与此同时，针对目前三大动力“走出去”存在的较大风险，业内专家建议国家从金融及政治两方面建立发电设备出口贸易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在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方面，建立出口贸易风险基金，建议可由国家、制造企业、保险业三方共同出资成立出口贸易风险基金，对于国内企业在出口贸易时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分散“走出去”的风险，为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解决后顾之忧；另外，建立汇率预警机制，建议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定期向国内企业通报汇率变化信息，使企业在出口贸易中进行招投标和采购原材料时，把握好汇率变化趋势，切实保障企业自身利益，规避经营风险。

　　在政治风险防范机制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发电设备多出口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且这些地区存在政治风险较大，建议国家应及时、有效向国内企业发布预警信息，使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能够充分评估投资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巡视员宋和平表示，一方面国家将抓紧研究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对因贸易或产业转移而遭受利益损失的企业进行有效的扶持，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应加强产业核心竞争实力，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才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