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刚完成了自动化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智能制造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愿景。
从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跃升至制造业强国需要多久?按照今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所勾勒的战略蓝图与升级时间表,只需十年。在这份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的文件中,中国将力争在十年内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并在建国百年时跻身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如今,这一文件落地数月,但对于许多刚完成了自动化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智能制造还只是一个愿景,道阻且长。
兴趣强烈,却理解不足
“感兴趣的客户很多,他们有这个需求也有预算,但现在的问题是客户对自己的需求认识并不清晰,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帮助他们诊断,现状如何、有哪些问题、发展智慧工厂应该从哪儿入手,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在近日举行的2015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上,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鑫对澎湃新闻坦言,相比于德国企业清晰的升级目标,国内很多企业对工业4.0与智能制造虽然很感兴趣,但往往并不确切理解这些词的深刻涵义,“像一汽大众这类企业,可以明确罗列出需求。但很多客户不仅需求不清,连某种需求能不能实现都还是个问号。”
正如“中国制造2025”常被视作以“德国工业4.0”为镜一样,在国内方兴未艾的智慧工厂概念同样源自欧美工业界,典型案例便是德国工业界领头羊西门子在本土建立的安贝格电子工厂,以及在四川成都的安贝格姊妹工厂。在德国“工业4.0”战略报告中,智能工厂意味着人类、机器和资源能够实现互相通信,就像社交网络中一样自然。智能产品“知道”它们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细节,也知道它们的用途。
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张鑫曾赴德国“传统理工三强”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留学,毕业后进入德国工业自动化领域,留德五年后于1990年代初回国创业。他领导下的这家企业从研制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起家,目前正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智慧工厂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从西门子数字化工厂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上便可看出国内企业对智能工厂极高的兴致。和张鑫一样看好这门生意的,并不在少数。智能制造、工业4.0是他们介绍资料中共有的关键词,而其对智慧工厂的理念拆解,也与西门子等德企十分相似。
据张鑫介绍,上市公司、大型国企或行业领军企业往往对智能制造欲望更强。“但其中有许多传统企业,可能还在2.0和3.0之间,现在说要去做4.0,跨度还比较大。”
投资动力何来?
博世力士乐是除西门子之外另一个德国工业4.0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在博世力士乐中国工厂自动化业务部门销售副总裁刘天鹏看来,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覆盖范围并不一致,前者的外延更广。“德国工业4.0注重整个产业链的设计与提升,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只是工业4.0的环节之一——工厂环节的智能制造。”
“之前我去见客户,很多人会混淆自动化和工业4.0,其实这是两个概念。中国制造2025不代表高度自动化,工业4.0是在有一定自动化制造业基础上,整合流程、降低成本。”刘天鹏说,“怎么把人更好地融入到生产线才是关键,这也是工业4.0的关键。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对于那些还在制造业2.0徘徊的企业,可能要花3-5年去改变思维,再花3-5年的时间升级设备。”
认为中国企业还处于消化智能制造理念过程中的,还有来自德国的林德曼。“中国客户目前并没有对我们提出关于德国工业4.0的产品要求。我觉得这个理念还停留在企业管理层的阶段,未来五年,才会从管理层慢慢延伸到产品生产环节。”通快(中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林德曼(Markus Lindemann)在前述展会上对澎湃新闻称。该企业的母公司德国通快激光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激光企业,林德曼被派驻上海开拓中国市场长达五年时间。
在谈及在华五年的经历时,林德曼说:“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客户没有变,变的是德国。比如,中国客户非常看重价格,有时在比较两个竞争者时,他们并不仔细研究机器的配置和先进程度。看到两个价格,就会挑更便宜的那个。在中国积累了几年销售经验后,德国企业的思路也有所变动,既然你看重价格,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最便宜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对应的是最基础的配置。这个策略迎合了中国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也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对于这点,张鑫感同身受:“中德企业家在理念上相差很大。中国企业家可能把产值、利润看得更重一点。两国的人才教育理念也差异极大。”
看重利润的另一面,是对升级成本的高度敏感。对智能制造理解的模糊、对转型成本的敏感,都会阻滞中国部分制造企业继续升级的脚步,尤其对于那些刚刚完成自动化的企业而言,或许并不具备太多动力去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推动者。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了一篇题为《依旧中国制造》的文章,该文援引咨询公司贝恩(Bain)的戴加辉(Stephen Dyer)的评价称,《中国制造2025》中那些更适度的目标可能会成功。该计划的近期目标是提高质量、生产率和数字化,并扩大数控机床的使用。戴加辉指出,所有这些已经在其他国家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里广泛使用。推动投资也许很有助于中国的后进企业奋起直追。但在看到商业利益之前,企业可能并不具备投资的动力,“你不能催着公司投资。如果不合理的话,它们就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