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转变的后工业化阶段。按照金融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金融结构的变迁。在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制造业呈现出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高端化的基本趋势，对应着产生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等金融需求。商业银行为了更好地服务制造业升级，尤其是为快速涌现出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需要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产品和服务创新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的转型。其中，科技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和财富管理是商业银行在后工业化时代支持制造业升级的主要转型方向。本文来源《新金融》2023年第12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制造业。中国是工业大国，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接近30%。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供应链最完整的国家，2020-2022年间表现出的商品生产和供应能力就是最好的证明。回顾历史，中国卓越的制造业是与劳动力要素禀赋、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原动力、发展中大国经济的需求潜力等因素密切相关，也离不开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可以说中国四十年的工业化历程，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历程，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现代化转型的历程。

今天，放在工业化的一般进程和中国独特国情及特定发展阶段的时空坐标下，中国已经进入从传统工业向发达工业过渡的“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新时代中国金融业的重要使命。根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有非常高的关联度，产业结构的变迁必定伴随着金融结构的变迁（戈德史密斯，1994）。一般认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必定也伴随着以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而高新技术产业伴随的则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这种产业—金融结构适配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的证明(Rajan et al.,2001；Carlin et al.，2003)。很显然，来自重工业的抵押品信用属性与商业银行的授信偏好天然匹配，来自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具有缺乏抵押品、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与资本市场的风险—收益分布曲线又是高度契合。从另一个角度，如果金融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金融体系就很难继续支持已经升级的制造业实业体系，甚至还会制约制造业产业的升级。这在一个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当前可能正面临这种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产业升级加速推进，从过去的高耗能、重资产、高杠杆的重工业模式，转向低碳化、轻资产、低杠杆的创新型模式。另一方面，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市场化虽然也在加快推进，但是整个经营管理模式陷入传统金融模式的路径依赖中，依然保持以抵押品和政府信用担保为主导的低风险授信偏好，还不能较好的服务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李成青等，2019）。尤其是对于中国后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专精特新企业，商业银行既缺乏服务的主动性（授信意愿），又缺乏相关的专业素养和风险控制能力。这种现象导致了今天出现的产融资源错配问题：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和地方债务治理期间找不到合意的授信对象，造成了制造业融资难和商业银行“资产荒”同时出现的奇特现象。

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基于中国当前存在的这种产业—金融错配现象，探讨中国在向后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形成以专精特新大量涌现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升级阶段，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核心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应该如何走出传统授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更好服务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文先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视野分析中国制造业升级所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然后探讨制造业在升级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需求，最后提出商业银行为能更好服务制造业升级，尤其是服务涌现出的专精特新企业，所需要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方面进行的转型。本文认为，在后工业化和制造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该加快向科技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和财富管理四个方向转型。

二、后工业时代与中国制造业升级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成了工业大国。从各项指标和表现来看，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当前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意味着中国需要改变传统工业时代以规模、要素数量和速度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向以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丹尼尔·贝尔（2018）描述的后工业时代的图景，虽然是以美国为蓝本，但是表现出的基本特征与中国的情况基本符合，比如制造业的服务化，知识经济和专家型人才的崛起，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等等。确切地说，中国并非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而是工业化进入了末期，表现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

按照丹尼尔.贝尔（2018）的说法，后工业社会有五个核心特征，一是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开始崛起，社会资源开始从生产端向服务端转移，传统工业产能相对饱和，更多的要素需求在研发、设计、销售、物流等服务领域。二是职业结构方面，专业技术人员，专用型人才和专家，取代企业家、资本家成为主角。三是工具结构方面，人们更加依靠知识、信息、数据来科学决策和规划，而不是像传统工业社会那样主要依靠经验。四是资源结构方面，知识经济社会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技术和研发资源成为社会的“中轴”。五是社会结构方面，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意见领袖等知识精英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总之，后工业化是从以机器设备、厂房不动产等固定资产、重资产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型模式，转换为以知识、信息、科技、人才等无形资产、轻资产为主导的服务型模式的演化过程。

中国当前还不是发达工业社会，但是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和发达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其典型的表现是过去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已经难以维系，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越来越高，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培育了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等知识精英和中产阶层，高耗能产品占比越来越低，产品越来越注重质量和品牌，原创型技术和产品越来越多，不再主要靠模仿和学习，资本开始向外输出，跨国公司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等。当然，也伴随着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金融化速度过快，经济体系越来越不稳定；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增速快速降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非贸易品价格通胀等。

（二）后工业化阶段要求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升级

后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最大特征，也是推动进程的核心动力，就是产业升级。从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演进到后期，必定伴随着新旧技术、模式、动力的迭代升级。核心的机理有两个：一是由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继而成本结构变化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变化，该国过去的比较优势变得与过去不一样，必须重构供给曲线以便与新的比较优势相匹配，并消除或降低过去的后发优势变为“后发劣势”的可能性。二是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新的竞争者崛起，原来的产品如果不能升级就有被替代的威胁；客户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对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后工业化进程中典型的矛盾，也是推动进程的基本动力。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升级，才能顺利走完后工业化进程进入成熟的工业社会。也只能靠升级发展才能消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和风险。一方面，人口红利已经不再明显，要素成本近十几年不断升高，环境资源也无力支撑，依靠过去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只有加快升级迭代掉过去的高耗能、重资产、高杠杆模式，才能继续维持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后工业化时代，中国也具备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包括成熟的产业链体系，深厚的技术底蕴，大量的产业工人，成熟的技术专家，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成规模的产业集聚园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高层共识等。这一切决定了，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必须加快产业升级，也完全具备条件实现产业升级，继续保持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三）产业体系现代化、专精特新型企业涌现与中国工业体系重塑

在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中，一些新的特征开始出现，体现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效果。其中有两个基本特征非常明显，一是从总体上看，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和技术外溢效应越来越强，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工业门类越来越齐全，供应链越来越有韧性且自主可控，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跨国经营能力的大型民企出现，技术和产品标准越来越规范，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设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是后工业化进程中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二是有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开始涌现，这些企业不像传统的制造业工厂，是在现代产业体系内部孕育生长出来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专精特新企业是涌现出来而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现代产业体系这个生态“森林”进化到一定程度，市场需求激发的结果。所谓“涌现”，来自复杂经济学的语境，意指一种偶然的、不经意的、带有一定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状态。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发展，虽然也有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里面，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主要还是靠市场的内生力量，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这样，我们就大体看出中国工业体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塑造的一个新的图景：一方面现代产业体系开始走向成熟，结构越来越丰富，各产业主体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关系，大型制造业龙头企业和技术领军企业崛起，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与上下游中小企业产生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另一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中，涌现出了大量的轻资产、高技术、创新能力强，人力资本密集度极高的专精特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还处于成长早期，但是有较强的市场敏感度和面对复杂环境的灵敏响应能力，更加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环境。这样，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工业体系呈现出“大型制造业龙头企业/技术领军企业+中小型专精特新企业”并存的哑铃型分布状态，共同塑造了一个更加富有韧性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工业体系的重塑，也意味着其背后的金融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中国制造业升级中的金融需求

金融需求内生于中国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升级。总体上看，服务化、数字化、低碳化、高端化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未来四大趋势，相应着也引发金融服务需求的变化以及金融结构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受制于路径依赖的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对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服务不足的问题。

（一）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四个趋势

中国制造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四个方面的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呈现出升级的方向和趋势。

一是为解决高耗能、重污染的问题，在升级过程中必须走绿色化、低碳化的道路。现有的资源环境和碳排放空间，已经不允许中国继续走高耗能的传统老路，每个制造业企业都应该将低碳绿色生产作为一个刚性约束，根据低碳排放的要求进行技术设备的改造升级。二是为解决要素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必须走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道路。面对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国内外环境，在经营管理方面应该提高数字化水平，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手段对订单、库存、价格、原材料和市场环境进行实时分析预测，提前找到应对风险的策略。三是为解决客户人性化体验要求越来高，越来越丰富的问题，中国制造业需要走服务化、个性化的道路。制造即服务，已经成为成熟工业国家的基本经验和重要信条。随着客户需求的升级，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也需要从传统的生产型思维模式走出，面对客户需求建立综合化的服务型模式。四是解决如何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并错位竞争的问题，中国制造业需要向高增加值部分产业链进行迁移，实现生产研发的前沿化、高端化。以《中国制造2025》为标志，在顶层设计下中国开始向高端制造转型升级。

（二）围绕四个趋势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

制造业升级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新的金融需求。从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四个方向和趋势看，主要会产生以下四种金融需求：

绿色金融。围绕制造业在绿色技术的应用和低碳化改造等方面产生的融资需求，主要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及新能源股票于基金、碳金融类产品等。由于绿色金融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在产业升级初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如何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有效结合，是绿色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截至2023年3月，中国绿色信贷规模大约有22万亿元，绿色债券规模大约有2.5万亿元，还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金融。后工业化时代，新兴科技的制造业企业在长期的数字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便可以成为生产信用信息的数字资产。这些数字资产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等成本起着巨大的作用。将数字资产应用到金融方面，可以按照风控标准的算法，从数字资产中计算出企业的信用能力与授信额度，还能相对精准地对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行定价。

供应链金融。在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企业之间的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了，相应的供应链金融产生的服务需求也变得更大了。再加上数字供应链平台的广泛应用，过去供应链金融中的一些技术难题，比如动产融资中的重复抵押与违规挪用问题，保理业务中的虚假票据问题等，理论上都可以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来解决。

科技金融。一般来说，科技金融是围绕着科技创新和应用产生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在后工业化时代，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和基础支撑。科技金融与传统金融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创新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二是创新一般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固然有较强的研发能力，但是创新的应用和产业化还需要中小企业利用其灵活的体制和高度敏感的市场反应能力，而大企业的组织固化和利益既定结构，很容易阻碍创新的应用；三是人力资本至关重要，不仅仅是技术专家，创新企业的创始人和企业家也尤为重要，而集工程师与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对创新来说更是稀缺。这三个特征决定了科技创新对金融服务有特定的要求，并不是以抵押品和外部增信为主的传统金融所能满足的。

（三）商业银行的路径依赖与金融服务供给不足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是在成本和风险约束下实现利润最大化。过去十几年，商业银行找到了三类资产能长期满足综合收益最大化目标：以按揭、开发贷、房产抵押贷为主的房地产贷款，以城投债、限额内地方债和地方政府平台非标贷款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国债、金融债等为主的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这三类资产构成了银行资产组合中的主要大类，为商业银行提供长期稳定的利差收益。

这也导致了一种后果，那就是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风险较高的专精特新企业，很难进入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因为这对利润最大化和做大规模倾向的商业银行是不经济的。同时信贷配给的存在，又使由信用市场供需均衡决定的风险利率无法成为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手段，即利率即使再高也不会带来更多的信贷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房地产信贷资产与隐含国家信用增信的地方平台贷款，就对制造业贷款产生了巨大的挤出。商业银行愿意将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授信额度配置到这些隐含着“风险补贴”的低风险、中高收益资产上，形成巨大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经营行为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在客户群体上逐渐失去了对制造业企业的兴趣，也逐渐失去了对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的授信精准的金融服务能力。这样的结果就表现在信用市场上，面向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相对来说长期不足，且存在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

四、商业银行如何服务制造业升级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商业银行如何服务制造业升级是一个综合命题，并非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层面的创新。它涉及公司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一个有利于风险偏好提升的科学决策机制；需要经营管理模式的数字化，形成一个有利于服务技术创新的成本（包括风险成本）曲线；需要产品和服务设计的投行化，形成商业银行文化与投行文化的兼容，以适应制造业升级过程中面向资本市场的各种跨界链接。

（一）公司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公司治理体系是商业银行的“上层建筑”，是决定银行发展战略和经营决策的组织中枢。事实证明，公司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程度，是决定一个银行发展质量和创新程度的“第一因素”。那些缺乏权力制衡，无法真正实现群策群力，无法有效发挥专业委员会和非执行董事作用的银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险问题，管理问题和合规问题。而那些股权结构合理，决策机制健全、科学，具有清晰的战略规划的银行，则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服务制造业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公司治理的基础体系层面进行变革，才能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升级出现的新形态。

银行公司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一，意味着“四会一层”的架构体系能真正发挥出权力制衡作用，防止出现经营决策“一言堂”，决策过程缺乏科学的论证过程，责权利无法有效匹配，造成个人与银行组织无法做到激励相容。由于服务制造业升级意味着银行整个风险—收益结构的转型，如果转型过程中的经营风险无法有效地在决策层中分配，那么权力过度集中的决策层很可能就陷入保守的经营风格中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会将有限的经济资本分配到制造业升级中的创新企业和项目上。第二，服务制造业升级的金融领域需要较强的专业性，需要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和非执行董事的专业作用。过去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以抵押品和政府增信为主的业务，专业度相对不高，服务制造业升级不一样。第三，对商业银行来说，服务制造业升级是一项战略转型，董事会需要发挥出强大的战略规划和管理能力。在商业银行战略转型过程中，股东大会在战略方向上，董事会在总体布局上，专业委员会在规划制定上，监事会在战略风险上，党委会在社会责任和总体引领上，员工代表大会在基层和客户诉求的信息反馈上，都可以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共同提高商业银行服务制造业升级的能力。

（二）经营管理模式的数字化

数字化是制造业升级的一个主要方向，可以说是后工业化时代最核心的技术变革。如果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采用了数字技术，形成了大量的数据，数字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那么商业银行的各项经营活动也应该加快数字改造。实际上，从各行业比较来看，银行业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但是过去银行数字化的主要领域在零售客户，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数字风控，都是建立在零售客户的行为与财务数据之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零售客户的消费行为具有非常丰富的场景数据，通过适当的算法就能将其转化为数字资产。为服务制造业升级，像零售业务一样有效利用数字资产，商业银行从现在开始必须有意识地向B端的金融数字化进行转型。

与零售业务数字化主要集中在触点、引流端和体验层不同的是，面向制造业企业B端的银行经营管理数字化主要集中在数字风控上。与以往不同，工业互联网、数字营销和客户管理、数字供应链等大量数字活动的涌现，为企业形成了丰富的非财务性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转化为数字资产后，对银行来说就是一种可供利用和挖掘的数字信用资产。这些数字资产在授信方面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作为财务数据的辅助，只要用于对企业财务数据进行交叉印证；第二阶段在数字积累到非常丰富以后，可以成为企业数字信用的主要来源，传统的财务数据成为辅助验证手段；第三阶段银行升级算法，将企业数据不仅运用在授信方面，还可以对企业进行全面的经营诊断，为企业提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可见，数字资产和数字信用的应用，对制造业升级尤其是那些传统财务数据匮乏的专精特新企业尤为重要。

（三）以投资银行理念做好科技金融

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密不可分，工业发达的经济体也是金融发达的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实际上就是一次产业结构变迁，由重资产高耗能工厂向专精特新转变，相应的金融体系也应该从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向以投资银行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转变。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以商业银行的授信产品为绝对主导，投资银行的业务占比及其服务能力还相对较低，无法有效地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科技金融服务。要服务制造业升级，首先需要提高投行业务的占比。一方面，商业银行要丰富金融业态，提高非银金融占比，尤其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权益融资提供更好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自身推动投行化转型，将投行业务作为战略重点，在机制体制人才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形成全面的“商行+投行”的投贷联动，打造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商业银行要做好银投、银政和银企合作。商业银行要与证券公司的投行机构加强合作，通过将商行和投行不同产品、系统、服务及风险文化互补，推出一系列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结构化金融服务。其中投贷联动是最普遍的银投合作模式，但是由于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过低，只能选择有限的项目并提供有限的信贷资金，无法大规模的支持科技创新项目，也很难与投资银行的服务理念和文化兼容。因此下一步在投贷联动的业务合作中，商业银行应该依靠其客群、资金和数据优势，在其中占据核心位置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在制造业企业升级过程中，各级政府一方面在产业园区管理中掌握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税收、海关、水电等公共数据服务，另一方面也成立了各种创新主题基金、产业基金及引导基金和母基金，形成面向制造业升级和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综合平台，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参与其中以扩大业务范畴。

（四）以创新理念做好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与财富管理

针对制造业升级中的分工细化和供应链管理的升级，商业银行应以数字金融的理念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迄今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1.0阶段，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2.0阶段，当前是以数字供应链平台为主的3.0阶段，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在供应链平台上留下了有价值的数据，逐渐替代了核心企业的增信功能。商业银行应该从传统的供应链金融中走出来，加强与供应链数字平台的合作，成为数字供应链金融中的关键一环。

绿色金融的前景极为广阔，面对“3060双碳目标”，制造业企业将围绕绿色和环保的主题进行全面升级。绿色金融的服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提供绿色环保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也是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企业。一类是自身有绿色化、低碳化改造需求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升级中有较大的资本支出融资需求，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商业银行都可以为上述两类企业提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金融租赁等金融服务，未来有几十万亿元级别的金融服务需求。当前绿色金融在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认定标准、评估方法、定价方式、风险处置等技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由于绿色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即会产生正的社会价值但是很大部分得不到经济补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商业银行需要创新和开拓思路，整合各方面的主体和资源形成对绿色金融的服务和产品集成。

在服务制造业升级和专精特新企业过程中，商业银行不能只关注资产端或资金使用端，还要在资金来源端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面向制造业升级和专精特新企业金融需求的资产负债管理。总的来说，就是打造一张有利于服务制造业升级的广义资产负债表。制造业升级需要的资金有两个特征，一是风险大、收益高，二是期限长、耐性强。因此，这对银行的负债端或资金使用端有不一样的要求。首先，需要有风险偏好更高的来源资金，很显然商业银行的表内负债很难符合这样的要求。虽然从单笔业务来看，是贷款创造存款，但是从总的资产负债生成关系来看，在流动性和错配约束下仍然是负债端决定着资产端，这也是银行长期坚持“存款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了更好服务制造业升级，商业银行应该大力发展属于中间业务的财富管理，将符合风险偏好要求的资金直接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在银行代客型的财富管理业务中，整个资金融通的过程实际上相当于直接融资，银行在服务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可以更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同时，商业银行应该将共同富裕这一命题与服务制造业升级结合起来，既可以为社会大众提高财产性收入找到优质的资产，又能在金融服务和促进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提高社会大众的收入水平。

五、结论

经过四十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的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今非昔比，已经不再是高速增长但产业形态简单的初级工业化社会，而是进化到了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过渡的“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和要素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数字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制造业处于持续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金融结构需要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制造业产业的升级需要全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其中，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是制造业升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四个领域。当前，在中国金融体系起着主导作用的商业银行，在过去服务传统重工业、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建设过程中，对重资产和公共信用形成了经营模式上的路径依赖，在服务制造业升级和专精特新企业方面迫切需要加快转型。

按照金融发展理论，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通过分散化的风险分配机制，可以更好地消化和管理产业升级中的各类金融风险。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资本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已初具规模，但是在服务制造业升级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同金融机构、不同融资模式之间进行紧密协作。商业银行要想继续在“金融服务制造业升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进行深层次、全面的经营管理转型，否则当前的产品和服务无法与新的制造业企业金融需求相匹配。转型是一项系统性的大工程，首先，要建立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体系，从最高决策层形成共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科学决策作用，提升风险偏好并优化经济资本的管理，为金融服务制造业升级提供坚强后盾。其次，加快推进经营管理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大方向，尤其是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授信，通过数字风控技术，从依赖抵押资产转向依靠数字资产，通过数字和智慧金融的作业模式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轻资产授信难题。再次，以投行理念做好投贷联动，发挥商业银行在银企关系和账户管理方面的优势，为投贷结构化基金提供尽可能高的信用支持，放大权益资本的金融要素组织能力。最后，以创新理念做好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和财富管理，重点是加强与其他非银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债务与金融稳定性研究”（项目编号：20&ZD08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JY173）之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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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1994.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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