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提到,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铁路、电力、通信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优化外贸结构,既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也对构建互利共赢新格局意义重大。
出口获融资保证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数次讨论和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政府力推,装备制造业逐渐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目前,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策相继出台,部分初期探索项目也陆续落地。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额达2.1万亿元,占全部产品出口收入的17%,电力、通信、石化、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呈快速增长势头。其中,出口铁路设备267.7亿元,比上年增长22.6%。
仅核电方面,我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已承建6台压水堆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40万千瓦;中国核电企业在加拿大、英国、罗马尼亚、法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等国合作顺利推进;此外,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成功出口阿根廷。
1月28日国务院会议强调,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需求。这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迈进的重大机遇。
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中强调,将“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如何保证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将主要通过商业银行,来实现加大对重大装备设计、制造等全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并通过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基金、债券等方式,保证为我国的制造业“出海”,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
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报告同时指出,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发展移动互联网、高端装备指导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家把大批生产线转移到我国沿海地区,“中国制造”风靡全球。我国出口主力军长期停留在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中,大而不强、多而不精,这种“中国制造”被冠以“低端廉价”头衔。
宋清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必须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两个关键核心方面再下功夫。”他在和记者谈及近日中国游客抢购“made in China”的电饭煲时表示,这需要我们反思,为什么没有“design in China”的产品被中国消费者抢购。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观。宋清辉表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资本输出国转变,特别是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以质优价廉的优势赢得国际认可,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我国高铁、核电装备制造业的“出海”成绩,开始了我国从“产品输出”到“产业输出”的转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表示,将率先开拓铁路、核电等重大装备的国际市场,同时,支持其他装备走出去,并开展产能的国际合作。
为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报告指出,将采取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同时坚持有保有压,化解过剩产能,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并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
提升海外权益保障
为使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报告在提出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的同时,强调要注重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助高铁、核电等中国装备快速“走出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宋荣华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将在沿线国家发展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的“三头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
由于“一带一路”大多沿线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矿产等资源性行业,中国有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各种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点。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基建原材料等多个行业将直接从中收益。
在“一路一带”战略的支持下,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无疑迈得更稳、更扎实,但是,在随着“一带一路”助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的同时,地域、政治、法律等诸多风险因素不断凸显。
宋清辉告诉本报记者:“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和困境,一是政治信用风险、海外上市风险、并购风险,如墨西哥政府突然取消中国高铁项目;二是语言困境、法律条款限制等;三是项目的终止、毁约、绑架等等,这些都会使国内企业面临大额损失。” 他表示,我们在走出去的同时,要做好风险应对准备。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巡视员曹钢认为,完善支持政策、做好配套的财政金融保障是风险防控的关键。
“这些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企业的对外战略投资模糊、缺乏国际经营经验、投资决策机制和防范风险的意识不足,以及专业人才匮乏有很大关系。”宋清辉还指出,这也和我国政府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的制度缺失有关,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