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上，人们发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工业机器人展商”。展览开幕当日，东莞市政府还举办了一场产需对接会，组织设备商和有“机器换人”需求的制造企业洽谈。

　　致力于“机器换人”的城市不仅是东莞。随着工业4.0革命蔓延至全球，中国制造业升级面临巨大压力，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家主席关于“机器人革命”的讲话，更让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不少方面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场自上而下“机器换人”的热潮早已掀起。在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大背景下，中国企业与强势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地方和区域政府之间，上演着一幕幕市场争夺战。

　　11月19日，第十六届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上，一家中国公司的机器人展台格外醒目。展台以红色为背景，以长城的主题作为设计风格，大红底的展板，搭配黄色和黑色的字体，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展台，被包围在蓝白相间的日企展台中间。来自中国的搬运机器人正将一整箱矿泉水搬起，再放置在指定的位置。

　　不远处，另一家东莞机器人制造企业的五台大小不一的机械臂，则不断进行着“取件”、“安装”等动作。

　　这是中国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机械展之一。和以往不同，今年组委会特别新设立了机器人及自动化专区。“工业机器人、智能化设备、机械手”的广告招牌随处可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工业机器人展商。”一位参展多年的销售人员感叹道。

　　今年8月，东莞市政府实施了《东莞市推进企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2014-2016年）》，并设立每年2亿元的专项扶持资金，鼓励企业以现代化、自动化的设备提升传统制造业。展览开幕当日，东莞市特别举办了一场“机器换人”产需对接会，由政府牵头，组织设备商和东莞市有“机器换人”需求的制造企业洽谈。

　　致力于“机器换人”的城市不仅是东莞，邻近的广州、顺德等地，近年都已经开始着手由政府推动“机器换人”运动，而上海、重庆、浙江等工业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对“机器换人”运动的参与也非常积极。

　　随着工业4.0从德国蔓延到全球，中国制造业升级近年面临巨大压力，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家主席关于“机器人革命”的讲话，让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不少方面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上升为国家战略。

　　“主要是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和质量标准化的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化的交流日益增多，我国发现在机器人的生产科研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投入得极为不足，而在应用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工业生产标准化的需求，机器人替代劳动者承担工作也成了趋势。因此，国家开始考虑促成机器人产业化的形成。但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机器人）产业。”工信部一名官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解释中国机器人产业计划制定思路。

　　这场自上而下“机器换人”的热潮，早已掀起。在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大背景下，中国企业与强势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地方和区域政府之间，上演着一幕幕市场争夺战。

　　外资同台，未战先败

　　“打造‘勤快的’中国机器人。”—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数控”）的机器人生产车间内，印着这样一句显眼的大标语。能够容纳上百人的车间，只有三名工人对工业机器人进行各种动作的测试。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六关节机器人’。”广州数控的高级工程师李伯基指着一个大型的黄色机械手臂说道。据他介绍，这种六关节机器人是广州数控的RB系列工业机器人，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只由多个关节连成的一米多长的黄色钢铁手臂，模仿了人手臂的六个关节运作，能够做一些搬运、焊接、打磨等动作。手臂的材料经过机械平衡处理，可运用于恶劣的生产环境。

　　广州数控和沈阳新松、安徽埃夫特，是中国三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他们是国内机器人生产企业的第一梯队，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年产机器人达到百台以上的国内企业。2013年，广州数控的工业机器人销量近500台，销售额近3000万元，同比增长近100%。

　　不过，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占有率，这些中国工业机器人“巨头”都无法与进口品牌相比。

　　根据国际机器人协会（IFR）的数据，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机器人最大的需求国。这个需求惊人的市场主要被国外品牌占据，市场份额排名前十的为清一色外资品牌。来自正略TNT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目前进口品牌外资机器人普遍以6轴或者以上高端工业机器人为主，几乎垄断了制造、焊接等高端行业领域；国产机器人主要应用还是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为主，处于行业的低端领域。

　　“比如工业机器人的焊接，对焊接的了解，我们现在只知道怎么让它动，但是为什么它会动呢？这个我们落后于国外，”广州数控智能制造工程中心宋健承认，“另外，在产品可靠性的验证上，我们还不能打包票。”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可靠性方面处于劣势，国产机器人平均无故障时间为8000小时，而外资品牌达到5万小时。这种差距，也让国产品牌在与进口品牌同台竞争的时候，往往铩羽而归。

　　李伯基透露，广州数控曾与国内大型电器厂商美的、格力谈合作，但由于“条件很苛刻”最终作罢。“他们的合同里写，如果购买的机器人出现可靠性不稳定的话，产生的损失全部由我们企业负责，我们觉得不合理。”他说。

　　“这些企业利润率高，不差钱，所以进口品牌是他们的首选，”宋健解释，“另外有一些要求非常高的特殊场合，广州数控也不适合，这个时候这些企业只会考虑国外的品牌。”

　　2014年5月，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机器人四大家族品牌之一的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此之前，广州数控也曾参与格力的数场对外招标活动，尽管这家来自广州的民企也能提供全套机器人解决方案，但到最后一轮还是出局。“他们（格力）分三轮，每一轮都有不同的人过来答辩，最后他们说我们的方案是最好的，但拿了我们的方案来用进口品牌的机器人。”李伯基说。

　　“相比世界巨头企业自然有些规模上的弱势，毕竟得承认我们起步晚。”前述工信部官员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形容国内工业机器人行业的现状。2013年12月，工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技术研发及市场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国企业只能争夺剩余的有限市场份额。国际机器人技术联合会（IFR）的数据显示，领先的4家中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的产品，占中国市场5%的份额。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共采购了36560台工业机器人，与之相比的是，中国企业在国内销售的工业机器人总量为9700台。这近万台工业机器人，输往的工厂不是格力、美的这样的大企业，而主要是在人力成本上升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着迫切升级需求的中小企业。

　　“避开主战场，到外国企业无暇顾及的领域，到客户可以降低要求选择供应商的非关键领域，去求生存、图发展。”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另一家主要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沈阳自动化所就制定了这一策略，经过多年发展，这依然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的生存发展策略。

　　机器换人，自上而下

　　广州数控的销售人员发现，来自珠三角的订单，是从2013年开始陡然增多的。其中大部分订单，来自东莞、惠州等地的中小型企业，而且以粗放式加工为主。

　　2013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称，中国经济从数据上看已到达“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转型压力不断加大。

　　“机器换人”的运动，在这一年开始愈发明显，其中包括用工大户富士康在内。和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吻合的是，珠三角工厂的老板们发现招工越来越困难。

　　渠金城是东莞市德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在东莞黄江镇有一个1500平方米的小型工厂，主营业务是代工手机的铝合金外壳。“现在人工很贵，很多90后都不愿意做我们的活。”渠金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在东莞，像他这样的小工厂，一个工人每个月的费用要5000多元，包括了工资、食宿和管理费，小工厂至少要招20个工人才能满足基本的生产需要。

　　渠金城看到过宝马汽车的生产视频，复杂的汽车零件组装，依靠工业机器人就能全程完成，受视频的启发，2013年5月，他通过网络联系上广州数控，并订购了10台工业机器人。

　　他算了一下，10万元一台的机器人，相当于请了两个不用休息的工人，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据李伯基介绍，广州数控的工业机器人产品价格为7万-15万元，使用寿命约为10年。

　　10万元一台的价格，比同类型进口机器人便宜30%-50%。对于在乎成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个价格更有吸引力。面对很多中小企业资金不宽裕的情况，广州数控和国内不少工业机器人企业也采取了租赁机器人的方式。

　　经过了一轮“机器换人”后，渠金城的公司加上管理人员总共只有11个人，剩下的全是机器人。然而在几年前，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机器换人”的计划在当时被认为过于先锋。

　　崔杰（化名）曾是东莞市质检局的一名公务员，他的任务是和东莞各镇的企业打交道。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危机显现，当时东莞市就已开始着手推动智能化产业升级。

　　“那时就有老板向我抱怨，3000块找一个人不容易。2009年，我们曾推动一个自动化项目，当地鞋厂如果购买进口自动化设备，会有政府直接补贴，但那些老板都不是很热情，”崔杰说道。在他看来，这些老板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在几年后呈现一个愈发严重的局面。

　　“中国是制造大国。多数行业对成本非常敏感，加上还有很多行业国外机器人并没有进入，比如一个制造不锈钢饭盆的客户，这个行业属于粗放式生产，利润率非常低，环境糟糕，噪声大，污染大，容易造成工伤，但又没有足够能力买进口机器人。”宋健介绍说。

　　他们的另一个客户在距离东莞不远的佛山市南海里水胜利工业区。在这里，志高空调用机器人代替以往的工人来负责搬运空调。

　　志高空调生产工艺部罗伟峰科长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曾透露，志高空调还有400多台机器人正在定制化生产，未来三四年将上线使用，届时，如今工厂安装配套车间的4000-5000名工人估计会减少近2000 人。

　　来自重庆的嘉陵摩托也在和这家来自广州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商议合作事宜。

　　各地政府都在为“机器换人”提供补贴。当地企业只要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当地政府都会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使用当地产的国产工业机器人，补贴和优惠则会更加多。

　　广州市政府2014年发布《关于推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表示，从2014年起连续3年，对制造业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给予相关补贴。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对于采购或租赁本市制造工业机器人整机的，按不高于整机售价或租赁费的20%给予补贴，最高补助额不超过3万元/台。对于采购或租赁工业机器人成套设备的，按照不高于售价或租赁费的10%给予补贴，整套设备累计补助额不超过50万元/套；对列入广州市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集成应用示范的项目，按不高于采购本市智能制造装备工程款的10%给予应用企业一次性补贴，最高补助额不超过50万元/套。同一企业同一项目仅可申请一项扶持补贴。

　　“优惠有一部分给了广州数控，更多是直接给了企业用户，一种是直接采购补贴，按采购价10%-20%返还，税收减免；另外是一些大型项目，如果这个产业以前用机器人用得比较少，但又比较有代表性，自动化生产线投入比较高。政府会联合机器人厂家一起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帮你实现自动化，从资金上给予支持，作为示范工程，企业可以享受直接资金扶持，或者税收优惠。”宋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重庆，针对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优惠分为在重庆设厂和不设厂两种。使用本地设厂的国产机器人可以获得包括土地价格、厂房、行政审批开绿灯和周转资金的支持。

　　除此以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设立了机器人产业专项扶持资金，专项资金主要针对机械研发和产业化。

　　地方争夺，联盟竞力

　　“你来上海，我给你3亿元。”今年10月，上海市经贸委相关领导来考察调研，如此诱惑广州数控。李伯基称，伸出橄榄枝的还有重庆，“重庆那边说，先把5000平方米厂房建好，再给几千万的投资，连合作伙伴都帮你选好。”

　　上海渴望优质机器人企业。2013年4月，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获批，该园区到2017年要引进国内外机器人制造相关企业机构600家，2020年争取达到600亿-800亿元的规模。同年6月18日，占地2平方公里的重庆两江机器人产业园正式启动。早在2011年12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提出“重庆打造机器人之都”的构想。

　　2013年开始，市场需求让工业机器人越来越被接受，各地政府发现了一个可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机会。

　　天津市也提出布局发展工业机器人、警用机器人、安全机器人、矿山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医用微创机器人的研发及产业化；沈阳抚顺新城号称要建全国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山东青岛新区更欲打造北方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

　　“机器换人”更是制造业大省浙江的省级战略。2013年11月，浙江省抛出重磅炸弹：将开展“555机器换人”推进计划，即未来五年每年年均实施“机器换人”项目5000项、完成技术改造投入5000亿元。不少地方政府会邀请一些优秀的机器人厂家去做现场专场交流。

　　“我们去过浙江好多地方，包括嘉兴、湖州、台州、绍兴、杭州。当地政府甚至还在杭州、嘉兴拉了很多有意向的企业用户来广州考察，组团过来团购。”曾参与浙江省政府推广活动的一家广东厂商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目前从总量上来说，长三角大于珠三角，尤其是浙江，一批企业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市场，其它地方也会多起来，比如重庆。”宋健解释，客户需求和地方经济特色有关，也和政府政策有关。从地方经济产业特色来讲，长三角集装制造居多，珠三角是以电子轻工居多，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浙江的人对成本的意识要高于江苏和广东，更容易接受国产机器人。加之浙江以民企为主，江苏以国企为主。“国企不存在市场生存的压力，稳定是第一条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本意识远远低于民企，民企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所以千方百计提高生产效率。”宋健说，“真正还是来自于自身内在的需求，不过政府推动相当于烧了一把火”。

　　在珠三角，广州市2013年表示，将在萝岗区规划300亩土地，投资14亿元用于产业园，目标是打造“南方的机器人工业制造中心”。华南理工大学智能软件与机器人研究室教授闵华清曾为这个项目提供意见，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萝岗科技园目前还在调研阶段，按照广州市政府的设想，未来广州将会把目光放在已有机器人的更新换代上。“找原厂家的话成本会非常高，新推出来的技术包括机器人、生产线工艺方面都跟原来有很大区别，他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工业机器人。”他说。

　　进入2014年，东莞提出打造2-3个工业机器人产业园和6-8个智能装备产业集聚区。深圳首个机器人产业园也于11月18日落户南山。

　　数据显示，在中国，新成立的内外资机器人自动化公司正在以每天超过一家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园已达40多家，而更多的园区正在筹建中。各地纷纷上马机器人项目，想在急剧增长的市场中分一杯羹，热潮之下，优质企业成为争夺对象。

　　“这么密集地建设机器人产业园，可能会定位重复，最好是结合地方产业优势来发展特色，否则会形成恶性竞争。”宋健表示担忧。

　　“联盟成立了一年多，还没发挥作用，已经开始恶性竞争了。”至于是哪一家企业，李伯基不愿透露。他说的，是2013年9月成立的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这个联盟由广州数控、广州电气装备集团、广州机研院等12家单位共同发起。

　　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执行主席罗军也曾公开表示，并非每个地方都具备建设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园区的条件，判断标准则包括产业基础、市场辐射能力、材料基础，如果这三种比较优势不明显，不应盲目介入。

　　“机器人产业园是为了加强统筹协调，最终便于国家对机器人产业的良性发展进行监控。如今在中国投入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每年正以30%的速度增长。因此，我国应该能够确保到2020年实现既定的目标。”前述工信部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谈到各地机器人产业园的争相上马，他表示目前无需担忧，“中国的机器人制造业如果能到那一天，就是有能力和国际上的机器人巨头抗衡了。到时这个行业的市场机制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政策利好更让不少企业半路转行“杀进”机器人领域。2013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工业博览会上，突然冒出来的国内机器人企业就有不少。“很多没听过的企业，这里买个电机，那里买个驱动，再买个控制器，回来一组装，就成了机器人。”李伯基抱怨。

　　对此，中科新松研发部副部长田劲松接受《文汇报》采访时曾表示，以前做数控机床、自动化装备的企业大多采用的是集成创新—即采购国外关键零部件在本土企业完成组装，这样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另一方面容易形成价格恶性竞争，“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整个机器人行业发展”。

　　不过，“在未来十年，这是一个看不到天花板的行业。”申银万国总经理马龙官此前曾公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