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高3年，数控专业，本科4年，机电教育师范专业。毕业后，方辉从事起与所学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

“在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走错一步，结果硬生生耗费了7年。”回忆过往，方辉用上了“厌恶、反感、觉得被异化”这样的词汇。确切来说，他所厌恶的不是专业本身，而是学习氛围和环境。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重点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将超过1900万，且该数据在2025年将接近3000万。而与用工缺口扩大相对应的，是职教毕业生正在逃离所学专业的现状。

无论是大国工匠，抑或是工业4.0，职业教育都曾被誉为“立国家竞争力于不败之地的‘秘密武器’”。如此前景，为何人才不济？当职教毕业生以跨行业就业、专升本的形式“出走”后，中国的用工缺口又当如何填？

逃离

2018年，小雯以高出艺术一段线10分的成绩考入江西某专科院校。

“这所学校在我们那儿（浙江）的招生分数线比较高，我还以为是一所好学校。”之后，小雯了解到，本地学生“文化课考300分就能进”。

小雯学的室内设计专业。在她的构想中，课程设计会以实操为主，“起码会有老师带我们去实地量房”，但实际情况与构想有所出入。课堂上，老师们以“念书、读理论”为主，课下，学生的作业也很少得到指导，“尤其是这一学期，可能快毕业了，他们（老师）对我们就更不上心了”。

小雯告诉笔者，专业能力上，老师们都很厉害，但就是不会教学生。“当然，可能也因为专科的学生不太认真听讲，我们班上课就没几个人听的。”

“生源质量不过关，教育质量跟不上，恶性循环。”专科毕业后，林鹏这样总结自己三年的学习生涯。2016年，林鹏因高考分数偏低而进入当地一所专科院校。他告诉笔者，班里仅极少数学生认真学习，大部分“过完一天算一天”，反倒是“3+2上来（中专院校与大专院校联合办学）”的同学更努力，“可能他们更想摆脱这种得过且过的氛围吧”。

方辉算是力图“摆脱所处环境”的一员。但他后来发现，“有些负面认知会一直反映在学习和自我建构上”。

为了摆脱职高氛围，方辉积极参加省农机具维修大赛，努力备考学习一年，以浙江省机械专业第37名的成绩考入浙江师范大学本科。但入学后，同一专业下，三校生（中专、职校、技校学生）本科生和普高本科生实行分班教学。

“大学四年的氛围其实和职高差不多，”方辉告诉笔者，大家会不自主地给自己贴上“三校生”的标签，以此来合理化“放弃一些教育资源”的行为，如放弃考研晋升机会、放弃本学院的出国交换名额等。在方辉看来，这种放弃，既因为对自身要求不高，也因为自卑。当然，后者所占比例更大。

毕业后，方辉找了一份与机械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林鹏的同届同学中，一部分回家接受了家里安排的工作，另一部分则从事着诸如销售类的工作。小雯今年毕业，“做设计的，要么创新能力极强，要么学历高”，她认识的很多学姐都没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

田林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已16年有余，他告诉笔者，学生们毕业后的出路很多，当兵、创业、找其他工作的都有，但从事本专业相关岗位的不多。

有了更好的，谁要更“差”的？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称“职教二十条”）。该方案指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不是上下级关系”。

但在就业市场上，不少专科生仍面临困境。2016年，李立入学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后，“工作选择余地非常小”，他准备先去事业单位做合同工。林鹏则告诉笔者，由于心仪的企业要求“本硕起步”，学校对口公司“钱少事多”，他只得只身一人去到一线城市闯荡，边工作边通过函授本科弥补学历硬伤。

“‘歧视’专科这个表述不太贴切，更准确的说法是，有了更好的，谁要更差的。”在田林看来，企业倾向于高学历，更像是规避风险。而专科和本科之所以被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行比较，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内容存在重合，“职业教育某种程度上像低配版的本科教育”。

为了摆脱“专科”二字带来的求职困境，专升本一直是不少专科毕业生的选择。李立告诉笔者，“专升本看起来并不难”，班里十几个同学里，“参加的都考上了”。而“专升本”也曾引发不少对职业教育意义的质疑。

“外界对职业教育评价不高，这不只是教育或教学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田林告诉笔者，尽管他没做过系统性调查，但据他所知，“情况并不算乐观”。

“职业教育当下的‘地位’并非‘从来如此’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系列悄无声息的社会变化的产物。”去年夏天高考刚结束，博士生赵乐曾和朋友们探讨过教育分流问题，“我发现大家对职业教育都不是很了解，就专门研究了一下”。

通过梳理文献，赵乐发现，一般观点普遍将“职业教育在我国的衰退”归因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招生规模扩大。研究者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大学本科招生量的增加不仅压缩了高等专科教育的生源，同时还进一步在中等教育层面挤压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从下游逆向影响整个职业教育体系”。

“但将教育系统纳入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理解，就会发现，职业教育的衰退和国企下岗潮的时间高度重合。”赵乐告诉笔者。

不久前，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段采访视频曾引发网友对阶层固化的关注和讨论。更早些时候，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方长春曾在《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一文中指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职高的几率下降约4%。

而职教困境在当前的直接体现之一则是用工缺口。根据教育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在2020年将超过1900万，且这一数据在2025年将接近3000万。

“有人可能会说，‘用工缺口’和我有什么关系，学习不好的孩子才会去职校。”在马川教育赵博士看来，该观点才是造成我国职业技术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短缺将“直接影响我国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力”。

公平与热爱

“当下需要回答的是两个问题：什么现实原因导致职业教育困境和用工缺口？有什么解决方法？”

“学校和社会的脱节问题，我上大学时就听老师在说，现在我们还在讨论，恐怕会继续讨论很久。”在田林看来，企业最直接的目的是“找个‘零件’让‘机器’跑起来，跑好点，跑快点”。而学校不仅要考虑技能培训，还要考虑学生知识体系、思维方式的培养，两者重点不同，容易出现脱节。

“制造企业生存周期短，中小企业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不旺等因素都是原因。”赵博士告诉笔者，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正在准备兴建技术学校，甚至“直接买断德国的高级技术学校”，以此改变人才困境状况。

但赵博士也坦言，我国职业教育的运营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很多德国的中小企业都有教育资质，愿意用很长时间培养技术人才”。而我国还未建立起大量高附加值技术产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技术人才培养。

为此，去年公布的职业教育“双高计划”曾提出将五年作为一个支持周期，每年投入20余亿用于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

聚焦教学层面本身，多位专科生均向笔者表达过对院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微词。某种程度上，专科教育是“低配版”的本科教育，老师们更多是在“口头”教学，而非“手把手”带学生试错。

王霖目前是一所国家示范性职业技术院校的老师，在做老师之前，他有7年的企业工程实战经验。“网上有不少人建议‘应届毕业生不要去高职院校任教’，说是‘影响他们的人生观’。”王霖告诉笔者，他也建议应届生不要直接去高职院校，“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教不好学生”。

在王霖看来，从职业院校老师“入手”，不失为缓解“脱节”问题的有效途径。职校老师起码应该保证“在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其自身技术水平能跟上企业的发展步伐”，“不要求引领技术发展，但至少要保证不落后”。

而针对围绕职业教育展开的“单轨”“分轨”制讨论，赵乐告诉笔者，一定程度上，教育公平程度并不在教育系统内部，而是由整个市场经济网络中的就业环境和薪酬分配体系支撑。

“职业教育每年入学多少人、毕业多少人，这个数量本身没有太大意义，也无法解决人才缺口问题。”毕业后李立曾反思过自己的学习生涯。他告诉笔者，只有当有人主动选择职业教育，有更多人在职业教育中学到扎实的技能，当职业教育的学生热爱自己职业的时候，才能解决人才缺口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辉、小雯、林鹏、赵乐、李立、王霖、田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