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国家“再工业化”及其启示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全球制造业争夺战。为此，有人预言，如果说21世纪前10年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业转移的黄金期，那么未来10年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夺回制造业的10年。

　　“再工业化”重在高端制造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和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发达国家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以往具有优势的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转而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市场大幅萎缩。“去工业化”致使发达国家抗危机能力不足这一弱点充分暴露，因而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被发达国家提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概念来说，“再工业化”是指通过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并鼓励新兴工业部门增长。如果说“去工业化”去掉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那么，“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打造高附加值环节，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

　　“再工业化”下各显神通

　　2011年2月，美国白宫公布《美国创新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把发展先进制造业、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作为美国国家优先突破的领域，位于美国创新金字塔的顶层。2012年，奥巴马政府在俄亥俄州杨斯顿市一个废弃了的仓库里，创建了美国第一座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科研机构，专攻3D打印技术。紧接着，奥巴马在2013年宣布美国将再建造3座同类型的研发基地，且要求国会和白宫一道，努力在全美建造具有15座研发基地的研发网络，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

　　2013年，奥巴马在连任后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继续鼓励制造业回归美国，一方面对回归国内的制造业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企业从国外迁移至美国国内所发生的费用给予补贴，另一方面对于把制造业继续留在海外的跨国公司课以重税。

　　在奥巴马新政的激励下，包括汽车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企业在内的制造业有了回归美国本土的迹象。卡特彼勒正在逐步把制造业从墨西哥迁回美国本土。国家收银机公司(NCR)在新政的鼓励下将其自动提款机的生产，由中国迁回美国佐治亚州。美国的领军企业苹果公司更是计划在美国本土投资1亿美元，建立Mac电脑的组装生产线。据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制造业已为美国人创造了53万个就业机会 ，实现连续31个月增长，创近25年以来最佳表现。

　　美国在推进“再工业化”，欧洲方面也没有闲着。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工业政策通报，确立了欧盟工业的核心地位，提出通过“增强型工业革命”扭转欧盟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12年11月，欧盟出台“汽车2020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鼓励清洁车辆的技术创新，包括减少污染、减少噪声、增加安全性等方面;为发展清洁车辆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欧洲汽车向全球出口提供支持。

　　应该看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虽然进行了“去工业化”，但是目前从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品牌、环保要素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欧洲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仍然是最强劲的，一批重要的制造业依然给欧盟经济带来重要经济支持，如商用飞机、汽车、智能设备制造业等获得的附加值也是全球最高的。另外，欧盟掌握着接近50%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这些因素都是欧洲“再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如果欧洲在未来若干年切实制定并执行“再工业化”战略，那么其工业优势地位势必得以巩固和加强。

　　我国制造业升级是王道

　　尽管发达国家正走在“再工业化”的路上，但已不可能再回到以传统制造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当前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在走一条经济转型之路，这给我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诸多挑战与启示。

　　发达国家可能继续成为新一轮产业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控制者，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依然成为被控制者。这一次的“再工业化”将建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基础之上，发达国家的信息渠道通畅、分销网络广泛合理，市场环境好、交易便捷，而且发达国家民众总体富裕，更具备个性化消费的条件。这就为他们成为21世纪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领先者、控制者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未来进入我国高端消费市场创造了先机。

　　受制造业回流、劳动力成本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原有的制造业竞争力可能大幅度弱化，出口制造业和加工贸易有可能衰落。因此，中国要成为未来的工业强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关键。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将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使这些产业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同时，更应着眼长远，瞄准能够引领未来新一轮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