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在美国的一家商店里，我第一次在一台冰箱上看到“海尔”(Haier)这两个字。当时，那似乎是全球经济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在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家电的标签上基本都写着“日本制造”或“韩国制造”（偶尔也会标着“美国制造”或“德国制造”）。

从那以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声名（或者恶名）远扬。总部设在青岛市的海尔公司喜欢标榜自身为世界头号白色家电制造商。海尔集团已超过惠而浦(Whirlpool)，成为全球最大家电制造商。该集团去年全球营业额超300亿美元。换句话说，那枚“中国制造”的标签，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最近我发现还有更出人意料的第二个原因，表明“海尔”这个名字是经济变革的有力象征。上个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彼得•德鲁克全球论坛(Global Peter Drucker Forum)的一场辩论会上，我和海尔公司魅力超凡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见面了。在讨论他的企业战略时，张瑞敏语气平淡地透露，在过去几年，海尔裁减了超过15%的员工，其中包括1万名中层经理，还有很多普通工人。

这并不是因为对冰箱的需求正在衰退；远非如此。相反，张瑞敏一直在实施一个战略，他将其称为“网络化”和“与用户零距离”。这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和其他技术工具，削减海尔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的层级——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

我敢说，一些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看到这里会耸耸肩膀，因为西方企业多年来一直在利用数字化网络精简人员。过去一年，从力拓(Rio Tinto)、李维斯(Levi Strauss)到先正达(Syngenta)，每当我遇到企业高管，他们都会盛赞利用数字化提高“生产效率”的好处。事实上，现在这种趋势在西方市场已经根深蒂固，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tin School)的分析人士认为，在接下来20年中，当前美国47%的工作岗位可能消失。但像张瑞敏这样的人现在在中国谈论数字化“效率”，给这股趋势带来了新的转折。毕竟，那些“中国制造”的标签之所以变得随处可见，正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非常低廉——比西方要低。

数字化的一个关键点是，机器人和条形码不仅以比美国工人更廉价、更高效、更稳定的方式执行许多任务，它们还比中国和印度的人力成本更低。这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这使美国和欧洲企业更容易把工业生产过程留在西方，而不是输出到中国。

这还会减少和“中国/印度/越南制造”标签相关联的工作岗位，从而可能改变新兴市场未来数年的发展方式。“自工业革命以后，制造业一直是快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今天的制造业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哈佛(Harvard)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数月前在一篇博客中写道。他担心，新兴市场现在正朝着“过早的去工业化”前进。印度和中国等国无法再期望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在经济成熟以前的几十年中，一大部分劳动力受雇于工厂。相反，新兴市场或许需要依赖服务业来雇佣劳动者。

即使罗德里克是正确的（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他的观点），这样的景象也并不一定是灾难。历史表明，技术过去也曾改变工作的性质：比如，在19世纪，农业革命摧毁了数百万农场工作。但那时出现了新的工作岗位，吸纳了就业——那些新的工作岗位在工厂里。

类似的事情很可能再次发生。张瑞敏坚称，海尔的前员工已经开始适应行业变革——找到和互联网相关联的新角色，作为小微企业主和海尔合作，或者向海尔提供服务。麦肯锡(McKinsey)和普华永道(PwC)等咨询公司认为，未来几十年，数字化可能在新兴市场创造数百万新工作。张瑞敏认为，这些新工作为劳动者提供多得多的“创意”和“自由”——至少相对于生产冰箱的繁重工作来说是这样的。

或许如此。但数字化员工的另一面往往是缺乏保障——看看围绕着优步(Uber)展开的激烈辩论就明白了。不管怎样，如果这个假日季你在商店里看到海尔的标志，记住“中国制造”标签现在体现的改变是值得的。数字化不再只是西方的游戏——哪怕只是（或者说尤其是）在冰箱这样不起眼的事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