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科技关闭苏州工厂并裁员2000人，引发舆论关注。

很多人相信，当地税务部门在2015年的一次反避税行动中，向企业追缴14亿元税款，此举逼走了希捷。尽管希捷表示这是出于持续优化运营效率的考虑，当地税务部门也进行了公开说明，但仍然难以平息外界的质疑。

希捷方面与江苏省国税局签订了“APA”（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税务成本，这可能加快了希捷进行投资调整和苏州关厂的步伐。但把追缴的14亿元税款当作希捷关厂的“替罪羔羊”，无助于看清事件的真相。

针对这起事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19日表示，这是希捷正常商业运营决定，中国利用外资的投资环境并未恶化。

舆论比较有力的质疑是针对地方政府信用，即当地政府追缴税收，意味着放弃了当年对希捷税收优惠政策的承诺，让外资企业信心产生动摇。不过打击跨国企业“税负倒置”的避税举措，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特色，而更像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国际惯例。

在这一案例中，希捷运用了典型的“税负倒置”，即把母公司注册在税负较低的地方（国际避税地），从而既逃避出资股东所在国的税收，又逃避子公司所在国的税收。这是很多跨国企业常用的避税手段。比如苹果公司海外收入税率只有3.3%，由此大大拉低了企业整体的税率。

欧美多国都已开始向这样的“税负倒置”宣战。2016年8月，欧盟要求苹果向爱尔兰补缴至多130亿欧元税款，并认定爱尔兰通过低税收协议向苹果提供不适当的国家补助。美国财政部去年也采取打击“税负倒置”的新措施，遏制美国企业通过购买外国公司、变更纳税地以实现避税的做法。奥巴马总统甚至称“税收倒置”是“最狡猾的税收漏洞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捷苏州关厂事件的真相之一可能在于：地方政府不再依赖于通过低成本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而是要回到税收公平的轨道上来。

在同样的市场上，当跨国企业可以通过“税负倒置”享受双重的税收优惠，对其他企业很难说是公平公正的。无论对外资还是内资，都需要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国民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逐步取消以前那些针对外资的种种税收“双轨制”。

在这里，打击“税负倒置”，也不妨看作是这种税负公平的继续深化。它意味着取消跨国企业的某种先天优势，向正常的税负水平靠近和回归。而且，也很难将追加的税负，作为希捷关厂的最重要理由。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过去多年来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但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企业各种成本不断攀升，尤其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希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反应非常敏感。这就是为什么希捷2015年启动了泰国呵叻工厂的扩张计划，在当地投资4.7亿美元扩大一半产能，同时增加2500名员工，这与如今苏州关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原来在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既说明面临着来自低成本国家和地区巨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曾经的竞争优势正在转弱甚至趋于消失。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走“再工业化”道路，其工业投资开始向本国回流，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可能遇到一种“双面夹击”。

但请注意，前述竞争优势的丧失，绝不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改变。如果以为还能够靠（对本土企业带歧视性的）税收优惠，来挽留外资和跨国企业，显然是一种刻舟求剑。

不是说不应该挽留外资和跨国企业，而是说怎么来挽留，拿什么来挽留。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挽留的也不只是外资和跨国企业，而是要面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具有成本优势的投资环境。

在这个层面上，降低企业税负水平是必须的，它也应对了曹德旺和宗庆后们的呼声，但这还只是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在全面降低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上综合发力。按照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说法，改革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

说到底，希捷苏州关厂对我们的提示是，只有通过改革降低体制成本，才能真正维持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才能挽留外资和跨国企业，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跨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