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山东华光光电子公司生产的高亮度半导体二极管(LED)芯片被誉为“中国芯”，名噪一时。6年后，华光却被厦门三安等后来者远远抛在了身后。

　　数据显示，厦门三安LED的销售额占国内10%以上，华光仅占4%左右，不及三安的一半;至于最具市场空间的LED蓝绿光技术，4年前三安就进入了产业化阶段，而华光至今没有自己的产品。

　　华光遭此境遇的原因就一个：缺钱。

　　山东大学晶体所是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内最早从事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1999年11月，山大和潍坊华光集团(后改为潍坊投资公司)投资5000万元组建山东华光光电子公司，从事半导体研发生产。其中潍坊投资3800万元，为第一大股东，山大技术入股1200万元。2002年4月20日，华光半导体研发技术通过国家验证。山大晶体所蒋民华院士当时就呼吁：抓住时机，立即增加投资进行产业化生产。然而，院士的呼吁却最终落空。

　　2004年，华光“光电子项目产业化”二期工程获国家批复，项目期限两年。国家和省里的1000万元配套资金很快到位，但1.6亿的项目资金却始终没有投。

　　由于资金搁浅，华光用于半导体研发生产的关键设备外延炉，仍是2001年购买的两台，对于一台市场售价高达200万美元的外延炉，华光根本无力添置。外延炉的缺乏，使得华光的规模一直难以做大。

　　华光LED红黄光技术在业内原本居领先水平，然而，LED最具市场空间的却是蓝绿光技术，因为蓝绿光可以合成白光，而半导体照明主要是白光。如有资金设备作支撑，红黄光和蓝绿光的技术移植并非难事。但恰恰由于资金缺位，华光的蓝绿光技术研发只能束之高阁，机遇再度丧失。

　　在华光频频陷入窘困时，厦门三安等企业却后来居上。华光高级工程师、质量技术部主任张成山说，三安的一些技术还是最早从华光学去的，其外延部主任就曾供职华光。2004年之前，三安与华光的规模相当，在华光准备上二期工程时，三安也开始扩张，一下子投进去几个亿，外延炉扩展到13台，规模立马上去了，蓝绿光技术也搞出来了。

　　对此，蒋民华院士痛心地喟叹：“由于产业化阶段迟迟不投资，导致我们一次次错失良机。”

　　张成山说，光电子是由上中下游产品组成的一条完整产业链，我们错失的不仅仅是蓝绿光技术和产能。本来，我们在上游的激光二极管(LD)和LED红黄光技术上是领先的，但在该技术引领的中游产品——管芯的制造上，山东仅华光一家，而厦门、深圳则拥有大批企业。至于下游的封装及应用产品制造，山东也不过区区几十家，而一个深圳市就有2000多家，仅应用华光技术的就有400多家，甚至有家公司把厂房直接建到了济南。

　　2007年12月12日至14日，记者两次去华光采访。这个员工不足300人的公司，去年的利润已超过1000万元。公司董事长郑铁民说，这是个能创造高附加值的产业。

　　既然我们有领先的技术，光电子又是高附加值项目，为何不受投资公司的青睐呢?

　　据华光公司董事长郑铁民讲，与市场化投资不同的是，一些国有投资公司往往更多考虑地方利益。

　　在华光上二期工程时，当地恰好也引进了一家搞光电子的“外资企业”，声称3年其销售额可达到50个亿，比华光大得多，自然更有吸引力。而事实上，这家“外资企业”去年的销售额还不足1000万元。

　　与华光相比，厦门、深圳等地光电子企业则完全依赖市场投资，比如三安是由当地一些看好光电子产业发展空间的民营资本介入，一下子“砸”进去3个亿，而当地政府只是及时提供了产业政策引导。

　　对此，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少敏认为，其一，从定位上讲，国有资本所介入的主要是社会效益较大的基础性行业;而像光电子这类竞争性行业，应有社会资本介入。其二，社会资本投资是市场化投资，主要考虑的是利润回报率;而政府掌控的国有资本投资，往往既考虑利润回报，又注重与政府考核目标相关的GDP等因素。像光电子这类市场竞争性行业，应更多吸引社会资本进行市场化投资，而政府主导的投资则应主要介入社会效益明显的基础性行业。

　　无望之下，蒋院士也曾寻求其他投资者介入，美国英特磊和深圳钧多立公司均对华光项目颇有意向，但由于在投资规模上受限，无法控股，只好作罢。

　　让人欣慰的是，2007年11月5日，浪潮正式入主华光，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决定将项目投资额扩大到2.6亿元。

　　华光终于看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