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指的是零售商为这个世界工厂制造的产品所支付的价格，它曾经是无可比拟的基准，但如今已发生变化。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统计人员编纂的数据都显示，在经历了至少5年的通货紧缩后，过去18个月，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已开始攀升。
   “中国向世界出口通缩的时代即将结束，”驻香港的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表示，“制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价，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转嫁任何未来的(成本)上涨。过去5年，许多制造商的利润率被严重挤压，但由于行业整合、环保和安全记录不佳的小厂商的关停以及自然损耗，定价权已回到众多企业行业手中。”
原材料价格将继续上涨
   今年，全球最大的电动工具制造商之一创科实业将成本上涨转嫁到了零售商身上，这是十多年来的首次。该公司还表示，正就其中国内地扩张计划进行评估。“原材料价格将继续上涨，”创科实业家用电器部门行政总裁约瑟夫·加利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该行业)顺利度过了价格上涨阶段。当时的情况也很艰难。”总部位于香港的创科实业旗下拥有利优比、Hoover和Vax等品牌。
瑞银集团(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引用了香港的数据，因为“它们距离中国工厂大门最近”。这些数据显示，中国产品的价格每年上涨约3%。
   《中国经济季刊》编辑葛艺豪指出，香港的数据很好地描述出了珠三角和广东南部地区的情况，但未必反映整个中国的现状。他表示：“最终，目的国的卸岸价格是最相关的因素。”美国劳工统计局编纂的一个指数显示，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已上涨1.5%。
   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出口价格没有以更快的速度加速上涨，若要减缓中国出口洪流，就必须出现这种情况。中国1月～9月出口额增长27%，至8780亿美元。正如贸易采购公司EastWestBasics驻波士顿交易员吉姆·伦纳德所言：“数量背后掩盖着大量罪恶。”
内陆省份吸纳更多产业转移
   我们可以在江西南部找到这个谜团的答案之一。该地区以中国客家族的文化故乡而闻名，客家族的名字源自于他们迁徙的历史。但该地区的县政府正接待着新一代的移民——来自香港、台湾和更远地区的工厂主，他们都在为远离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心的业务，寻找更为廉价的生产基地。该地区距离毛泽东及其麾下衣装简陋的农民起义军开始长征的地方不远。
   “我们把投资工业园的企业视为‘上帝’，”龙南县副县长钟旭辉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个大公司我们都派出一名政府官员为其服务，帮助它们准备行政文件。工业园区内的公司，不用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处理文件方面。”
   这种热情好客的反响远远超越了客家人故乡及其他新兴内陆制造业中心的范畴。它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例如香港、珠三角内陆地区或环绕上海的长三角——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而这种产业转移进而正发挥着减缓“中国价格”上行压力的作用。
整体通胀水平拉响警钟
   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土地和电力价格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如今，中国的整体通胀水平已给中国政府拉响了警钟。今年8月，中国通胀率高达6.5%。
   除了这些压力以外，自从三年前中国允许人民币从8.3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浮动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7%。
   安德森提出，很大程度上，最近发生的这种现象在出口领域只是理论上的。在出口领域，工厂只不过是在转手进口部件——往往是以美元计价的。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出口商试图利用这个借口，尤其是在去年人民币汇率超过港元的时候(港元目前仍盯住美元，汇率为7.8港元兑1美元)。为美国零售商提供家庭用品产品的伦纳德表示：为什么不呢？“如果不问，你就是疯了。”
   长三角地区义乌的一个帽袜厂主余中华说：“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对我的工厂影响很大。”“我们袜子停产了，因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三四年前，出一个月900元(合120美元)的工资，就能轻松地找到制袜工人。而现在，就算我们掏一千四五，他们也觉得这种工作太累人，工资太少。其他小型制袜厂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出台
   不过，义乌的价格涨幅只有1.42%。去年10月，义乌创建了自己的指数，监测成本上涨给当地生产商带来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苏为华表示：“自创建以来，义乌指数并没有明显上涨。”苏为华也是“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的创建者。“在义乌，竞争很激烈，所以，交易商通常不会提高自己的价格。要衡量工厂对成本上涨的消化能力到什么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产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不过，他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替换材料、升级技术和制造工艺，在塑造品牌上下更多工夫。”
沿海与内地的价值链分工
   相对于潜在的成本压力来说，中国价格几乎没多大变化，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些驻华出口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利润是何等丰厚——这些公司多为香港、台湾和其他海外投资者所有。渣打银行驻上海经济学家王志浩最近走访了香港附近城市深圳的几位制造业客户。他指出，家具的纯利润率已经从几年前30%的“不正常高位”降至更为合理的10%。
   其他制造商纷纷涌向龙南县和江西南部的其他县市——龙南距香港400公里，走高速公路需要5个小时。每周一，在那些地方工厂工作的香港经理人成群赶来，周六再回家与家人共度周末。
   作为台资企业的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在赣州雇用了1.1万人，占其员工数的40%。赣州是龙南以北125公里的一座城市，在这里，华坚为美国零售商杰西·潘尼和鞋类品牌玖熙等客户提供鞋类产品。一幅17万平方米厂区的航拍照片摆放在大厅，展现了工厂的全貌。这是华坚的董事长在飞往赣州简陋机场时抓拍的。这家公司正在进行一项10万平方米的扩建项目。
   这家厂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华坚能够在赣州与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的姐妹工厂中间搞来订单。华坚工厂一个经理李伟华说：“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水和电也更便宜。不过，交通成本要更高，附近也没有供应商，这降低了我们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赣州华坚工厂80%的工人是从江西南部招募的，没有珠三角的工人技术好。利润空间更高的订单要么时间紧、要么需要技术更好的劳动力，这些订单都在深圳和东莞完成；价值不那么高的一些订单才在赣州完成。
   总部设在香港的胸衣及内衣制造商TopForm，在其深圳、南海工厂(也在珠江三角洲)和龙南工厂之间设置了一个类似的劳动力分配比例。销往法国和其他欧盟市场较为花哨的女士内衣，倾向在深圳进行加工制造，并通过空运从香港出口。TopForm的龙南工厂集中于出口美洲市场、样式较为简单的大批量订单，这些产品通过盐田由集装箱运输。
   “我们在深圳制造所有最复杂、最昂贵的样式，”TopForm龙南工厂经理拉里·霍表示，“这是我们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厂。我们能在那里做出一些利润率相当高的样式。”
   他补充称：“在这里(龙南)很难找到熟练工人。这影响了我们的效率。”在龙南培训一名工人需要三个月，而从珠江三角洲的人才库可以挖到非常熟练的工人。TopForm3家中国工厂的月薪水平可以概括它们各自的能力：深圳1600元，南海1200～1300元，龙南1000元。
   “90%的中国企业宁愿迁往内地，而不愿移向离岸地区，”渣打银行的王志浩表示。
   利丰集团的布鲁斯·罗克威兹对此表示赞同，“(制造)活动正在远离沿海地区。产品生产昨天在那里，今天在这里。你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国家。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多国采购区。”利丰集团是一家在中国内地拥有16家办事处的贸易采购公司。
   然而，即便对龙南等建立时间相对较短的目的地而言，也在发生改变。“最初，我们不对来这里的公司类型进行选择，”龙南县副县长钟旭辉以其浓重的客家口音表示，“但现在我们不想要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消耗过多电力或占用大片土地的公司。我们现在欢迎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公司。”
   在TopForm进入龙南时，会有数百人排队等在工厂大门外找工作。如今聚集30或40名工人，这种规模被认为是适当的。正如霍所言：“我们不能永远固守一个地方。现在是江西。但江西在5年后可能就不具有竞争力了。或许我们的下一家工厂将会更加深入内陆地区。”